用一个人几十年的行走，写一座城(1)

　　帕慕克的新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讲述了一名街头“钵扎”小贩麦夫鲁特从乡村进入伊斯坦布尔，四十余年间在这座城市里的流转、人生、幻想和他朋友们的故事。

　　主人公麦夫鲁特，是一个沿街叫卖钵扎的街头小贩。他1957年出生于土耳其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十二岁，跟随父亲来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此后几乎一直生活在这里。几十年间，他喊着“钵——扎”时，也是在对自己的回忆呼喊。从最初在城市边界处的贫民窟，到故事结束时的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最终，帕慕克完成了一幅多人视角齐齐描绘的这四十年间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画卷。

　　再一次换花样，会讲故事的帕慕克

　　到《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本小说止，帕慕克会讲故事的能力，我们已经毫不怀疑。有的小说家，希望越来越沉入抽象，反抗一直以来仍有广泛和扎实根基的讲故事的小说传统。而帕慕克，是另一类，他倒越来越像一些认定传统和经典小说写法的作家一样，故事成为了小说的首先追求。他自己也曾说：“我是一个视觉作家，而不是有着哲学信息的戏剧性作家。”兴许与此有关，他的每一本小说的体量都很丰腴。

　　这一次，帕慕克讲述关于“钵扎”小贩的故事，换了讲故事的花样——虽然技巧上并不难办到。他使用故事中多个人物的角度穿插，来讲述、补述同一件事，形成更完整的全景描述。它们是：不同人的角度，不同人的体验，不同人看到的事实，以及一种相对冷静的第三者叙述。在多个人物视角拼接的过程中，读者会收获一种更具参与性的拼图体验。这种多角度，与《我的名字叫红》完全不一样，那是不同人物的纵深挖掘，独立成篇。本书则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截面和视角，是众多人物从不同角度开口，是弥补上帝视角的缺席，补充麦夫鲁特的故事。

　　如此，阅读这本小说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阅读轮换感、交替感。它既与作者使用多人物角度叙述的频繁交替有关，也与整个书流动的城市变迁感有关，还与只有在夜晚街道中挑担行走叫卖的主人公的足音有关。旧的退去，被拆除，被遗忘，新的竖起来，成为噪音，成为力量。商业的浓重气息袭来，酸奶公司启用满载玻璃罐和木箱的卡车配送酸奶，挤压一个个沿街叫卖的酸奶小贩的生意。

　　随着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流转，他也在多个工种之间轮换：除了大部分时间卖酸奶卖钵扎，中间也穿插过这样的行当：卖鹰嘴豆饭、小餐厅盯场子的主管，抄电表的收费员……他还在阴差阳错的爱情中流转：本来与妹妹萨米哈一见钟情，年轻时花很多时间写情书，抢亲却抢错，与姐姐拉伊哈结婚，若干年后，步入老年的麦夫鲁特与萨米哈又生活在了一起，但到最后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最爱逝去的妻子拉伊哈……除了麦夫鲁特本人，还有几代人之间的关系，老的进城，老的逝去，年轻的变老，强势的长辈与叛逆的子女，一代与一代之间的更替……这种流转感，如让阅读者置身时间河流，一种与变迁有关的隐约忧伤。它应该不只是常见评价中的“一个街头摊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在大城市的奋斗历程”。也是那个正在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也是这座废墟之城走向现代化的痕迹。

　　正如马尔克斯曾找寻《百年孤独》的叙述语调一样，帕慕克这次也在寻找恰当的叙述语调，既属于曾自称是“一位书卷气作家”的他，也要属于书中的麦夫鲁特。

　　虽然是讲一位街头小贩的生活，但因为是讲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可以“天真的与感伤的”并存地找到一种语调，写出这段话：“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

　　这种语调，让帕慕克可以比较从容地写一个脑里有怪想法的街头小贩，如何自处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在这样的语调下，年轻的麦夫鲁特尾随一个心仪的陌生女人时，帕慕克写道有两个原因让他喜欢拉开彼此的距离。

　　“1.在城市拥挤的人群里，无论他们之间相距多远，麦夫鲁特都能够知道那个小小的栗色斑点就是奈丽曼，知道她将做什么。而这个距离，让他内心产生一种感觉，仿佛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精神上的亲近。

　　2.他们之间的所有楼房、商店、橱窗、人群、广告、电影海报，对于麦夫鲁特来说，宛如他和奈丽曼分享的一段生活。随着他们之间距离的增大，似乎他们的共同记忆也在增加。”

　　伊斯坦布尔，他笔下一直追寻的主角

　　好作家都在作品中，对某个命题一直追问。写过文艺、政治、爱情种种……对于帕慕克一直追问的那个点，我们也越来越明晰，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伊斯坦布尔这座城，有时古远，有时眼前。在他笔下，这是带着特有“呼愁”(土耳其语“忧伤”的音译)气质的一座城市。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一座传统与现代并存、东西方文化撞击、昔日荣华今日伤感的城市。这城市，比现实中的旅游手册，比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见、双脚去旅游的现实中的那个城市，可能要更深邃，要更复杂。甚至，根本不是一个模样。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可能并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伊斯坦布尔，却又有一种更真切的肌理和脉搏。如同麦夫鲁特行走在这城市的巷头暗角与大街。“沉默的混凝土新墙，无数不断执着变幻的奇怪海报，他以为已到尽头的一条街道却稍微一转、跟他开玩笑似的仿佛永无止境地向前延伸……”

　　在“2012文景艺文季”上，作家张大春谈论“文艺是否能改变一座城”时说：“一个城市的身份并不见得是属于真实生活的，也是和现实脱离的。但是历史长河走过之后，那些被理解的反而是回头带定义的城市。当一座城因为文学改变意义的时候，这个城已经不再是一个城了，这个城将会拥有比街道，比城墙更长久，更具有反思意义的符号。”作家唐诺呼应道：“一个城市跟你的关系通常就是那几个人，那两条街，那几间房间……书写者凭借他的专注，他的直觉写下来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以追忆，一种存留，一种简写的方式来完成的。我觉得改变一个城市的方式，可能不是以一种兴高采烈，拉拉队式的……真正的改变，是在挑选记忆存留的过程完成的。”

　　在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自己曾描述写《黑书》的背景：最初的想法是创作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的重要著作，我的一生都在这个城市度过，我有点想像乔伊斯写都柏林那样来描写伊斯坦布尔，描写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商店，每一片广场……它层层叠叠的历史，它的复杂性，它阿拉伯式的结构，那里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作为一个谜一般的，有着梦幻神秘的城市。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