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不良行为公之于众;十几年前有人年收入两千多万;大多经历过被打
他们鲜以真面目示人,很可能是逛街时与你擦肩而过的路人甲;他们烂熟法律规定、精于索赔技巧,即使被奉为打假英雄时,也毫不避讳“逐利”的初衷。职业打假20年,他们有人出入乘豪车、坐拥豪宅,也有人被无情淘汰,争议始终伴随。记者走近职业打假“老炮儿”,探究这个群体背后的“江湖”。
江湖
“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法获得赔偿,从此走上职业打假道路——这是中国民间打假的开端。
“职业打假人”迅速引起关注和效仿。无数个“王海”奔向各地商场、市场,媒体上经常看到各种黑幕被曝光、知名企业陷入“造假门”。
那时,杨连弟还是北京一个连锁超市的店长;前公安民警、工商局干部刘殿林已“下海”经商,受“王海现象”影响,二人开始打假生涯。
刘殿林专程从河北到北京“拜师”。一年后渐丰,刘因不认同当时王海的观念和打假模式等,与王海分道扬镳。其拉着一帮人组成联盟,“打着王海的旗号反王海”。
打假人与商家的“恩怨”也颇有意味。“3·15”前,“大佬”杨连弟亲自出手,向北京一家销售过期糕点的知名商场索赔。他说这家商场的总店是他打假起点,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在总店正常购物,因此对商场“格外关注”。
刘殿林则因揭露凉茶中违规添加药物与一家凉茶企业结仇,但几次交锋后“一笑泯恩仇”,被聘为打假顾问。
往事
曾有人被打死后抛尸
“曾有打假人,被打假对象雇来的人在派出所门口扎成重伤。”王海说。
刘殿林说,在广州“暗访”人血白蛋白造假时被对方识破,他的两个“拜把兄弟”险些被打死。“有次打假牙膏,我们被几十个操着铁棍子的人围殴。6人在医院急诊室里躺了一排,有个兄弟胳膊肿得和腿一样粗。”
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那是风险没有控制好。”谈到打假人受到暴力袭击,王海说。为保护自己,他有一些“规矩”。比如一些水果摊、小商店缺斤短两,会提醒他们,但不会真“打”。
王海还用“大众脸”、当过兵等标准招募打假人员,这也几乎成了所有打假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
“职业打假人”还必须学会处理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关系。“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投诉,如果出现行政执法部门地方保护、不作为,那我们就会坚决告它。”王海说。
是非
“打假起步价”为30万元
“收钱噤声”是行内通行的潜规则。私下达成协议后,打假人不会将企业的不良行为公之于众。
“2004年我收入两千多万,交税200多万。”刘殿林说。
光鲜难以掩盖“职业打假人”因逐利而不可避免的“原罪”。
一些“职业打假人”收了“保护费”后,任由问题企业继续生产、销售问题产品;有的用造假手段向雇佣他们的品牌公司索要奖金。
杨连弟曾目睹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维权”:“几个人在超市里说货架上的果冻有过期的,连钱都没交就要求赔五千。”
如果让王海的公司帮助打假,起步价是30万元——这是针对企业的价格,他坦承“‘职业打假人’打假的初衷就是为了赚钱”。“索赔是一项民事权利,打假人可以选择索赔后不举报、不披露。”
“不管是不是为了赚钱,打假都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河山认为,在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净化市场等方面,“职业打假人”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也折射出有关部门的不足。
中消协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违法经营者对“职业打假人”的赔偿是他的违法成本,从长远看,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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