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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远方是时代逃世情绪

2016年03月24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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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谭】

  “出走”已经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普遍情绪,在一个纷繁杂乱的时代,我们需要出走,需要壮游,却也不得不回来,与现实对接。

  老狼登上《我是歌手》,演唱《旅途》,许巍发布新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加上之前朴树为电影《后会无期》写的主题曲《平凡之路》,为《刺客聂隐娘》写的宣传曲《在木星》,歌迷群体有很大交集的三位歌手,最新的作品,都和旅行、出走有关。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高晓松为许巍写的这首歌,引起了一些人的赞美,一些人的愤怒,因为,在生活只剩下房价与苟且的当下,为诗和远方歌咏,似乎有点不正确。但如果我们打开任何一张民谣新歌的歌单,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几年来,民谣热以低调的姿态,慢慢蔓延,慢慢成为燎原大火,民谣歌手层出不穷,并创作了海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和旅行、出走有关。

  事实上,“出走”不止在音乐领域有所表现,“出走”文化已经酝酿很久,“出走”类书籍,已经成为类型畅销书,往往要在书店专门摆出一个方阵:早一点的《莲花》《不去会死》系列、《走吧!张小砚》《迟到的间隔年》《西藏一年》《寂静的玛尼歌》《背包十年》《用洗脸盆吃羊肉饭》《在漫长的旅途中》,以及比较新的《乖,摸摸头》和《他们最幸福》,是其中较具知名度的,还有更多更多“出走”文字,发布在微博上,或者微信公号上。而一种风潮,一旦在图书和电视剧领域发酵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有电影表现,《荒野生存》《练习曲》《转山》乃至《后会无期》,都是这种表现。

  “出走”之所以如此猛烈地发生在音乐、图书或者电影领域,是因为,“出走”已经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普遍情绪,成为他们逃世愿望的合理凝结。现在的中国,处在剧烈的大动荡之中,我们要用十年时间,完成别的国家在一百年里完成的任务,竞争激烈到用“白热化”已经不能形容。逃世情绪于是普遍发生,年轻人热衷于逃离城市、弃绝成年、模仿童年,去寻找尚未被城市化污染和侵扰的最后的桃花源。情形有点像上世纪初的德国,工业主义横行的时代,年轻人发起“候鸟运动”,沉迷于远足和露营。

  1945年1月的《纽约时代杂志》“青少年权利法案”提出的“十诫”之一,是“停留在浪漫年龄的权利”,这是青年文化的核心诉求。当然,实现这项权利的前提,是社会稳定,经济向上,青年人有购买力,可以左右文化消费。内地青年文化也是在相近的条件下,重新成了主流,而“出走”和“停留在浪漫年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走”自然也就成了主流中的主流。

  有了时代情绪在背后支撑,“出走”文化来得理直气壮。但在去过拉萨、丽江、大理、腾冲,年轻人们,还能逃到哪里去?所以,每次遇到那些从西藏和云南回来的青年,我都忧心忡忡地替他们担心:“将来可怎么办呢?”在一个纷繁杂乱的时代,我们需要出走,需要壮游,却也不得不回来,与现实对接。出走固然痛快,出走归来后,却要面对房价暴涨至少30%的梦魇,在经历过“诗与远方”之后,我们生活的落脚点,其实还是眼前的苟且。

  □韩松落(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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