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院治疗患者近八成可治愈;患者与医院、家人、社会难以结成“治疗联盟”,尚需形成合力对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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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的日子终于到了,让刘月又期待又害怕,“在这里什么都不用想,出院以后很多事,怕自己面对不了”。
今年2月2日刘月离开北京安定医院。45天前,她抑郁症复发吃了100多片安眠药寻死,按正常药量,她每天只吃1片。
刘月求医的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度抑郁患者。今年年初,新京报记者驻守这家医院,亲历了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全过程。对抑郁症,医学上已有一套有效的治疗体系。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它的无知、恐惧和逃避。
不容忽视的是,出院以后,社会功能的恢复是抑郁症患者进入正常生活的另一道坎。当治愈的病人回到曾经的生活环境,需要把原有的价值观推倒重来,减少抑郁情绪的来源,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防止复发。这不仅需要医生,还需要家属和社会组成的“治疗联盟”。简单地说,就是拒绝歧视,给他们理解和关爱。
数说
4% 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90% 90%以上的患者根本没有治疗。
20% 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围城
住院后患者重新认识抑郁症,迈出自救第一步
抑郁症病房的一天,是从每天的晨检开始的。
“51床,张倩倩,17岁。学习成绩好,中考全校第一名,曾服药、抽血自杀,手腕有明显伤痕,目前抗拒治疗,防藏药、自伤、自杀。”
“59床,马兰,31岁。病人情绪低,害怕、焦虑。防藏药,防冲动,防爬窗。”
“40床,王淑珍,53岁。情绪差失眠,有拿煤气罐自杀的行为。儿子也患抑郁症住院。腹部和右手腕部有明显伤痕,防藏药、防外走。”
……
1月25日早上8点半,安定医院抑郁症中心女病区主任张玲和病房主治医生开交班会,心里有了底。昨天新增了7个病人,这对抑郁症中心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送来住院的患者多出现了自杀行为,病情严重,家属也照顾不了。”
“如果在(抑郁)症状初期及时确诊并得到治疗,他们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在张玲眼里,入院时间不长、刚大学毕业的王凡是比较典型的病例,他抑郁从高中就开始,却被当作神经衰弱治疗了7年,直到大学毕业才接受精神科药物治疗。
其间,王凡尝试做运动、看心理医生、主动诉说,症状却越来越重。去年开始,王凡不仅受失眠折磨,“精神一紧张就感觉皮肤疼痛,好像每个毛孔都被扎了一根针,每根针还有人不断在弹”。
“我特别想找人说说话,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说到一起去。后来我经常幻想,身边有个人,我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告诉他,他把我想听的话都说给我听。”
王凡说,他不知道自己多长时间没有笑过,印象最深的是高中在全校的学生大会上,校长走到他身边问,为什么从来没看你笑过?
对于张玲和精神科医生来说,很多抑郁症患者,都缺少抑郁症的认识,没想到“不高兴”也是一种病。此外对精神科医院抱有偏见,认为来精神病院看病是件羞耻的事。“在这个过程里,病人康复的信心和最佳的治疗时机一起流失了。”
即便如此,安定医院副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认为,这些患者还是幸运的。据国家权威部门最新的调查显示,抑郁症全国的就诊率只有4%左右。
“与90%以上根本没有治疗的患者相比,他们迈出了自救的第一步。”王刚说,实际上,抑郁症也被称为“心灵感冒”,像身体感冒一样,可以被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医生才能救他。毕竟患者自己才是决定是否走进医院,克服不良反应去接受治疗的人。”
逃离
面对抑郁症逃无可逃,对抗需付出清醒的努力
透过走廊门上镶着的一小条玻璃,张文和妻子孙亚两人一个弯腰一个跪地,希望看到女儿一眼。
他们的女儿张倩倩,3年前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中学,同年开始有抑郁表现,三年后进入安定医院治疗。
但当主治医生建议安排见面时,他们却把两袋衣物交给护士,转身摆手拒绝。
“我们不敢见她,见了她一定会把她带走”,两人都已是一脸泪水。
女儿诊断出抑郁症以后,张文夫妇答应女儿会陪着她一起抵抗抑郁,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孩子经常买药,买针管抽血伤害自己”,孙亚说,住院前一天,女儿曾发信息向她求助“我今天感觉不好,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孙亚还是回来晚了,女儿见到她很开心,蹦跳着给她唱歌。等第二天一早,她推开女儿的房门,看见桌上、床上都是血。
张文说,女儿一直拒绝住院,还扔了医生开的药,“她说我背叛了她,因为我答应过不会把她送进医院,可是我怕永远失去她呀。”
在医生的劝说下,父亲在接待室与张倩倩见面。父女俩手握着手交谈,时而用手背抹泪。这时,母亲孙亚在走廊靠着接待室的门,坐在地上悄悄哭泣。
最后,张文还是没有抵得住女儿的乞求,答应她次日办理出院手续。虽然他们明白,这时候把女儿带回家,可能冒着失去的危险。
“如果他们(父母)真的痛苦,那我比他们痛苦一万倍。”张倩倩把病服袖子往上拨,露出纤细的胳膊。白嫩的皮肤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刀痕,这都是她自己在痛苦时划的。“无论怎样,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希望他们负起责任来保护我。”
第二天,尽管主治医生反复劝说,未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出院对患者非常危险,张倩倩还是办理出院手续离开了。
“有的病人我们真的很想帮助他,但我们无法强制治疗”,主治医师马朝阳说,因为对精神病房的偏见和恐惧,有的患者刚住几天药还没起作用就出院了,有的为了唤起家人同情夸大身体不适、假装病情好转,有的约好复诊却再也没来过。
“医生只能尽力去做能力范围内的事”,张玲也认为,抑郁症除了临床症状,还有人格问题、心理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使抑郁症的治疗比其他疾病更为复杂。因此,对抗抑郁症,需要更多人付出努力。
希冀
患者制作“日历”: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
与张倩倩不同,程玲玲是自己要求来住院的。之前两次住院治疗的经历,让她适应了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平和地面对自己的疾病。
“你知道这个病有多难受吗?天天睡不着,脑袋昏沉沉什么都做不了”,程玲玲病重时曾一心寻死。
刚进医院那段时间,程玲玲迷上了“无抽”,“好比你做错了题拿橡皮擦擦掉一样,把不好的记忆给擦掉了”。
无抽,即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是目前抑郁症治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之一5-羟色胺少于正常人。“无抽”相当于把大脑内神经递质分泌“格式化”,重新启动的神经递质代谢,让5-羟色胺等各种神经递质的水平恢复到正常状态。
“无抽”实施时先将患者麻醉,把两片金属电极固定在额头上,视患者身体情况通电2到8秒钟。
“感觉脑子跟喝了酒一样被灌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程玲玲喜欢这种感觉,好像人生真的从头开始了。实际上“无抽”只会造成短暂的失忆,记忆会在几天之后慢慢恢复。这时患者情绪低落、想自杀的念头已明显减轻了。
医院每天的集体活动,每个患者都会讲述自己遭遇,也听到了很多别人的故事。
在一次集体活动中,老师发起话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对“家”的感觉。一直拒绝治疗、不与任何人说话的马兰突然举手发言。
“家是吵架的地方,家里的人都是冤家”,马兰说,在家里所有人都怪我、不理解我,我都那么难受了他们也不关心。在家我就一个人,把所有帘子都拉上,谁叫门都不理。
为了安慰马兰,刘月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次治疗成功以后,她出去找了工作,遇到一个很爱她的人。他们结婚了。由于病情不稳定,一直服药的她无法生育。她觉得对不起老公,几次提出离婚。“每次他都耐心安慰,等咱好了不吃药了,不是还能生嘛!”
医生护士们都知道,以前老公特别疼爱她,夏天太阳那么毒,每次慰问日他都早来半小时。半个月前,刘月要在第二天出院,母亲带来一个消息。这次,老公提出离婚,她当场犯病,痛哭着要撞墙……
听了刘月的故事,程玲玲和身边几个病友都哭了,她们一起制作了一个希望日历,相互鼓励着熬过最想结束生命的黎明。简单的一张白纸,上面标明日期、星期、阴历的日子,下面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句话。
“生命有挫折,那不是尽头。只是提醒你,该转弯了……”
困境
比抑郁症更可怕的,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护士王丽莉的每一个大夜班,都特别漫长。
安定医院抑郁中心的病房设施,与普通病房相似。只是在重症观察室,病床两边都安装了“约束腕带”。当病人有冲动、外跑、自伤等行为时,需要把他们“约束”在床上,等情绪平稳了再打开。
另外一点不同,是病房的门都没有锁,患者全部开着门入睡。护士每半个小时巡一次房,他们要看到每个病人的脸,检查睡眠状态。
夜间,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没有睡;有的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只能望着夜等待天亮,或者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多数抑郁症患者受失眠折磨,护士必须掌握患者睡眠情况,第二天汇报给医生。
在没有敞开心扉之前,抑郁症患者的心里是个神秘的世界。护士长李金红介绍,对重症抑郁症的护理比其他患者更难。有的患者一心想要自杀,趁护士忙的时候,可能藏药、吞牙刷、把病服脱下来挂在洗手间的横梁上寻死,有时候挺可怕的。
为了防止病人自伤,带入病房的物品都经过严密的检查。每天早晚,护士站通过广播呼叫病人吃药。一名护士给药,一名护士查看。因为有的病人经常会做出喝水、仰头的动作,实际上把药夹在指缝,粘在牙床上。
刘月第一次自杀,主要原因不是抑郁,而是久治不愈带来的绝望。
“当时因为第一次搞对象分手,我什么都干不了,不说话一直哭。家人以为我是‘撞’到什么,带我到处去看都没好。后来我想反正也看不好了,不想再让爸爸妈妈跟着难受。”
近几年,抑郁症因名人患病和患者自杀新闻而受到关注。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也带着绝望的情绪,张玲每天反复回答一个问题:医生,我还能好么?
抑郁带来痛苦,但人们更怕深埋在传统价值观里的偏见。患上精神疾病就等同于“疯子”,是一张永远也摘不掉的羞耻标签。
“抑郁症这么一个能治愈的病,却背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王刚深感无奈地说,人们知道15%的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结局,这里面有多少人接受过有效治疗,而另一条重要信息被忽视了,近80%入院治疗的患者可以治愈,20%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再没有复发。
症结
来自生活环境的诱因,成为抑郁症复发解不开的结
每天,都有治愈的患者出院。对新来的病人来说,她们是自己恢复的希望。但是摆在前者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出去以后怎么办?
程玲玲治疗过2次,她母亲知道自己对女儿管教太严不利康复,但是50多岁的人改变性格谈何容易;“郁友”们也担心刘月,7次患病都是因为感情问题,只有29岁的她,以后还要面对感情;还有因高考升学压力导致患病的中学老师,出院后还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些来自生活环境的抑郁诱因,像一个解不开的结。想要赶走抑郁不复发,她们还需要面对一个考验——把人生观推倒重来。
在医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消除临床症状。但是出院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则需要自己强大的内心去消化挫折,调节情绪。这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更加困难,为了避免复发,除了药物维持治疗,这个过程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
王凡和父亲都看过心理医生,“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一直在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程玲玲也觉得心理治疗“没什么用”。
实际上,因为精神疾病不像治疗血糖、血压,没有一套直接体现病情的指针和数据。在治疗中医生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心理医生的前期培养投入高,导致好的心理医生数量特别少。医院的号源少,私人诊所收费有的达到每小时1000元。而根据心理治疗的特点,患者必须持续、长期的治疗才会有效果,在经济、时间两个方面都很难实现。有的患者有条件治疗,但是没有遇到谈得来的心理医生,或者一次治疗见不到效果,就否定了心理治疗的作用。
“现在已经有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只要配合治疗,大部分患者会在8到12周的时间里情绪恢复正常。”王刚介绍,好转的患者再接受9个月的维持治疗,病情稳定后逐渐减药、停药,最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尽管在医学上认为完全可能,实际治疗中却很少能实现。张玲介绍,有的病人怕产生药物依赖,情况好转就私自停药了,导致病情急速复发;有的病人病情严重时想住院治疗,住进医院刚刚好转就要回家,再次被外界环境刺激加重抑郁。
“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张玲每天要处理多个患者的出院请求,让她遗憾的是,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医院的不信任,很多患者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就出院,然后很快又被家人送回来了。
十几年前,临床医学毕业的张玲有很多选择,吸引她留下来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也正是这些病人。“有十几年(病史)的病人当时还在上学,现在已经是成年人和成功者,人生没有被抑郁毁掉。和患者一起战胜了抑郁,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应求访者要求,文中抑郁症患者和部分医护人员系化名)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瑶 吴振鹏 实习生 董兰兰
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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