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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孙江 一分钟的沉默,也是记忆之场(2)

2016年04月0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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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作者哈娜·科赫诺娃十岁被送入集中营,两年后被纳粹杀害,她画着特莱津的房子,忘记了现实的丑陋。图片来自《像自由美丽》

  (上接B03版)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的“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肯定基础上。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人性中的“根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

  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方法论的洗礼

  新京报:所以,你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混合。

  新史学的实践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顺便做个广告,在我主编的即将刊行的“历史与记忆丛书”中,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一本是我们的博士生写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业已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但关于它的研究的国际化尚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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