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者徐贲

　　徐贲以“公共知识分子”著称。他从不闭门造车、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沉溺于知识生产，而是介入公共话语，推动有公共教育价值的书籍出版，从而建设一个更多理解、尊重，也更加明亮、理性的公共文化空间。所以，徐贲总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总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

　　这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关于当下知识分子该肩负怎样的责任，如何介入社会。或者说，这是在今天，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公共文化的建设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参与，可是如今绝大部分知识精英都高度体制化、科层化甚至官僚化了，他们既缺乏与政治的审慎距离，津津乐道于自身的新角色——智库成员，同时又自觉地去政治化，以规避公共批评的风险，最后所形成的就是一种钱理群教授诊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以及“自得的犬儒主义者”，文化上的公共意识早已淡化。

　　金钱、权力对读书人的腐蚀自古皆有，但同时传统中国知识人也有“不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之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的超然和抵抗，为什么今天的知识人如此缺乏思想和价值资源来发展有价值的公共文化？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在徐贲看来，今天有不少“未能远谋”的教授、名流经常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发表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这些人在庙堂之上，位高禄厚，不可谓不是精英，但论其实质，不过是“食肉者”而已。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早已模糊不清，以头衔、职称界定，抑或以人品学问、智慧见识、精神境界来界定都是尚待讨论的问题。

　　并且，知识不等于智识，智识中最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信仰和信念都应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坚持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时，且不说他是真正的相信或是受利益驱动而蛊惑他人相信，其“真理”的价值首先需要被检验。

　　徐贲引述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论宗教家和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中谈及知识分子与“真理”的关系：梁启超把信仰归结为“至诚”二字——能够称上是信仰的，一定是真心真意地去相信的。但是，他认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至诚”，一种是“诚于善”，一种是“诚于恶”。“诚于恶”总是需要，也很容易装扮成“诚于善”，“诚于恶”的力量可以与“诚于善”同样强大，而且，“诚于恶”往往会从“至诚”变成“发狂”。

　　“诚于善”与“诚于恶”的区分就在于信仰的价值本身。希特勒也非常有信仰，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信仰，但是他信仰的是要用消灭一部分人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今天，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他的信仰是“诚于恶”。

　　然而，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知识分子在坚持着经检验后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信仰”，或者公然反对已被证明可以带来光明未来的其他人的“信仰”。如果这坚持是基于他们的真诚信仰，那也无异于梁启超说的那种从“至诚”变成“发狂”。这正是令徐贲十分担忧的。

　　□书评周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