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言能从暴力中解放出来吗？

　　如果你读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一定对那个乌托邦社会所发明出的人工语言“新语（Newspeak）”印象极深，也一定惊叹于语言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新语”是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只剩下二元对立的表述。例如“坏（bad）”被“不好（ungood）”所取代，人们无法表达“老大哥是坏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说“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结果这种方式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

　　回归到中国的公共表达空间，今天，在官方媒体、网络媒体、微博、微信共同构筑出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自下而上、匿名的环境看似让表达比往昔更自由了。然而，我们的语言从暴力中解放出来了吗？当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堂而皇之地把“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称作“女权婊”之时，我们不仅为公共表达的理性而哀叹——谩骂、攻击、标签、污名仍然司空见惯，我们的母语何时才能洗去上面陈年累积的污垢，还公共表达空间以平等和尊重？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非理性话语

　　公共表达空间的痼疾

　　徐贲在谈论公共说理的著作《明亮的对话》中陈述了他对今天中国公共表达空间的忧虑：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话语必须区分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然而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却十分模糊。私域话语是“我与我”的关系，而公域话语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范围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成员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和一些与平等无关的结合原则，经常是不需要说理的。然而转移到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陌生人与陌生人范围，就是“我与你”的关系，理性话语必须在场，任何主张都需要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而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徐贲更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了当前社会中，很值得警惕的一种非理性话语——“群盲社会”中的“哄客话语”，而这种话语所营造出的舆论环境却是异曲同工的。

　　哄客话语

　　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哄客话语在今日的公共表达空间盛行多时。它表现为，主观情绪色彩浓烈，一切可能与其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其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徐贲引用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的论述，“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

　　因网络营造出的虚拟空间和虚拟身份，哄客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他们藏匿在虚拟身份中放肆宣泄个人焦虑，却无需为此承担角色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同时也为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了摇篮。哄客们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集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

　　网络上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哄客话语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愤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他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比如民族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然而，这种群众自下而上的狂热和扭曲的自由，恰恰支持了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而这样的群众语言和宣传话语同样拥有一种罐头思维：“被一群人采用的一句话”（口号），和各种“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的字眼”，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自行思考，而终于完全丧失了自行思考的能力。

　　说理可能

　　民主社会作为话语共同体

　　人的理性，也就是人与他人说话、交流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的最根本的体现。人的言语行为关联着他人，是一种社会行为。民主社会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但是，民主社会却可以成为一个话语的共同体，因为利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说理而不是暴力，去妥协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对于民主来说，说理不仅是一种话语伦理，而且更是一种自然正当的社会之善。

　　我们必须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的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共说理的规范。

　　新京报记者/伍勤

　　（根据徐贲《明亮的对话》整合）

　　【“公共说理”小词典】

　　●批判能力扫盲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与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图尔敏论证模式

　　图尔敏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发现他人在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谬误。

　　●塔西佗陷阱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戈德温法则

　　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时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这个法则先是用于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