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帕奇特的“非虚构生活”

　　彼时钱钟书先生这样回应《围城》的读者前来拜访的请求：“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作家对于私人的生活拼命防守着一个底线，然而读者总是会试图了解更多。这种情况下，读一读作家的随笔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像安·帕奇特这样坦诚，又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的非虚构写作丝毫没有一般作家乐于凸显的优势地位，也很少使人产生繁冗拖沓的印象；并且，在她的随笔中，作为“虚构”的写作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它们被一种天然的真诚组织在一起，似乎时刻在提醒你：是的，这就是我，作家安·帕奇特的真实生活。

　　安·帕奇特的散文集《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在《纽约客》那里获得“光芒闪耀”的评语，《柯克斯评论》更是认为它“耐读且坦诚”，“是一场关乎生命、爱以及文字的盛宴”。的确，如果按照内容给这本随笔集的23篇文章分类，可以清晰地列出下面如下关键词：写作、图书、地域/旅行、爱。最令人觉得意外的是，作为书名的那篇《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反倒成为所有随笔里最孤立的一篇，放到哪里好像都不太合适。也许，出于完美主义的考虑，我们姑且可以将这一题目当做一种隐喻，就像幼小的安和其他小朋友们坐在后台欣赏演员们的演出，阅读这本随笔，我们终于有幸来到了作家的工作车间，选择了一个最佳的位置，看她如何笔走龙蛇，把自己亲历的生活演绎成优美的故事。

　　“兜售”写作技巧

　　安·帕奇特从不吝于向人兜售自己的写作技巧，甚至在引言部分，她就迫不及待地与年轻小说家分享抵抗经济危机的谋生方式：为杂志撰写书评和随笔。在规定期限、规定字数的条件下完成命题作文，多少有点带着镣铐跳舞的味道。但比起这些工作，随之而来反复地修改删减可能对于一个自信的写作者来说打击更大，帕奇特从中学会了乐观：“我即使看到自己最好的句子从文章中剪掉，因为它们没有推进故事的发展，我也学会只感觉到最微弱的、最隐秘的、有如刀割般的疼痛。最终，这种技巧也有益于我写小说。”除此之外，帕奇特还针对小说情节设定、真实与虚构的比例、如何解决作家心理阻滞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议。读完这部分文章你会发现，帕奇特就像公益机构里的一位慷慨的志愿者，对每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人都毫无保留。

　　读到安·帕奇特讲习班上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写作导师（《逃跑汽车》），读到她为了写作去警察局体验生活（《墙》），结果收获了比预期多得多的东西，我忍不住羡慕她的阅历，其实更令人羡慕的是她的耐力，她对量体裁衣、缝缝补补这样零碎工作矢志不渝的热爱。在描写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时，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编辑心中对于理想的稿件有一个标准，但他却无力向作家描述这一标准，只能凭借感觉判断，因此递交来的稿件经过“印证”后，被无数次要求返修。“这好比有人让你一遍一遍地挪动起居室里的家具：让咱们看看沙发放在窗子下怎么样；不，不，我不喜欢它在窗子下，让咱们看看放在门边如何。”也许，安·帕奇特能取得后来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搬了那么久的家具，却从来都没有厌烦。

　　打响图书保卫战

　　与《真实与美丽》相关的几个文章在这个随笔集中十分惹眼。安·帕奇特为病逝的好朋友露西写了一本书《真实与美丽》，以缅怀露西坚强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向读者分享两个女生之间真挚的情谊。这本书受到克莱姆大学的青睐，并将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被一位参与竞选的校友拿来作为争取选票的靶子，他扬言该书有伤风化、教唆年轻人犯罪，并组织了一批人聚集在该校门口，抗议前来演讲的帕奇特。

　　一个作家因为书中的“道德问题”而被迫接受审判，这种在司汤达、福楼拜等经典作家身上发生过的情节，突然降临到安·帕奇特的头上。她也确实无愧于这样的境遇，在《事实与虚构》、《“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爱不正常”》以及《阅读的权利》这几个短篇中，她用紧张而又略带幽默的语调，描述了她遭遇“围剿”的前后经过。

　　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延伸出许多有关作品价值观导向、影响与接受等方面的讨论。能不能因为女主人公搞婚外情最后卧轨自杀，就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列为青少年的“禁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如今阅读圈里愈演愈烈的却是看似相反的情形：一些图书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故意挑出书中的性描写作为噱头，使得严肃文学作品越来越接近街头书摊上的成人图书。难道读者喜欢上一首诗，仅仅是因为某人“跨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无论是“阉割派”还是“暴露狂”，对于文学之外符号的消费都不应该成为审美的中心。

　　用写作打破“地狱”

　　帕奇特对于自己生活的纳什维尔怀有十分谦卑的热爱，她在《田纳西》中追溯了童年时在这里的农场度过的快乐时光：捡胡桃、采摘蘑菇、吃毒葛，那是每个孩子都曾向往过的、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她住在这个小城市里恬然自得，对于能够看到银幕歌剧已经心满意足，甚至同情银幕中出现的纽约观众，“他们买票花的钱是我们的十倍，有的比这还多”。然而，她又完全不属于那种死宅的作家，她开玩笑“虽然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永远感觉像一条想到门那边去的狗”。她接受写作任务，和丈夫一起驾驶房车去旅行（《我到地狱的路已铺就》）。通过一辆29英尺狭小的房车——这本来是安十分排斥的交通工具——她见识到了广阔的美国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也遇到许多有意思的人，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旅行，她与自己的丈夫卡尔重归于好。

　　读到末尾，我们不禁感叹安·帕奇特是讲故事的高手，回头再看，我们才能发现她的叙述中埋下了多少夫妻冷战的伏笔。“房车”换种说法，也就是 “移动的家”。文章一开始与熟人的偶遇就曲折道出她和卡尔发生了矛盾，正处于半冷战的状态。因此这里的“地狱”就不能单单理解为对“压抑局促的房车旅行”所做的注解，这里其实还同哲学家萨特扯上了关系：一个人如果不能同身边的人友好相处，那么周围的人对你便构成了“地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安·帕奇特与丈夫选择了一场冒险的旅行。所幸的是，这辆捆绑式的房车没有真正把他们带到地狱，足够狭窄的空间终于让他们发现了彼此。

　　“爱”是随笔的支撑

　　有关“爱”的几篇随笔是整本书最重要的支撑。在这里，帕奇特回顾了自己在母亲再嫁后的重组家庭中生活的往事，披露了自己的两次婚姻，也勾勒了慈善修女晚年生活的群像。但笔者认为，这些文章中写得最流畅、最能引发同感的，应该是作家追忆爱狗玫瑰以及外祖母的几篇作品（《爱犬玫瑰》、《责任》、《爱的支撑》、《永恒之狗》）。其中，在《责任》中安·帕奇特有十分出色的表现：她将生病的外祖母和患病的爱犬糅合在一起进行描述，穿插外祖母与狗平日相处的碎片回忆，折射许多相似的特点，给读者带来哀而不伤的观感。

　　“每星期二，我将外祖母带到自己家里，请她吃中饭，她总是说自己太饱了，吃不完三明治，这样，她可以将剩下的一半给玫瑰，在其他时候，玫瑰是吃不到三明治的，特别是直接从餐桌上。外祖母轻声对我的狗说：‘别担心，她没看见咱们。’这时，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外祖母渴望再有能力宠宠什么人。我的狗是唯一因为她的陪伴，而无条件感到兴奋的哺乳动物了。”

　　这种对于细节的捕捉，让平淡的情节获得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她在写自己陪伴爱犬玫瑰走完最后一程时，同样穿插了大量细节描写。“我”用手推车推着生命垂危的玫瑰晒太阳，遇到一个戴高尔夫球帽的老人。老人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狗临死之前的表现。“我”多次打断他，请求他不要说下去，而老人受制于感情的冲动不得不讲下去。阅读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两个当事人一个为过去揪心，另一个为即将到来的结局痛苦，人类面对死亡时深深的恐惧和焦虑感透过纸张弥散开来。

　　随笔毕竟不同于虚构作品，安·帕奇特在写作中流露出对家人、陌生人、居所以及自己的职业深沉的关注。即使是读她关于写作经验的文字你也不会觉得无味，飘然而至的贴切比喻或俏皮话，会让你莞尔一笑，可见帕奇特绝不是一个刻板的人。《泰晤士报》评论她“这样的作家令人欣慰”。而我们要说，不管是作为写作者，还是作为生活家，帕奇特总是能够做到“令人欣慰”。

　　□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