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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漫游在鲁迅的黑暗里,要冒险

2016年04月1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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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的木刻版画《农民战争》(1905年)七幅中之一,曾为纪念柔石刊登在《北斗》杂志上,是中国引入的第一幅珂勒惠支的作品。
《大先生》 作者:李静

版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8月
吴冠中作品《野草》,2008年,现藏于中国美术馆。
陈克平的《孤独者》,1981年。

  从鲁迅去世的那天起,就有人要写他——萧红在鲁迅逝世四年后就写了默剧《民族魂鲁迅》,日本剧作家井上厦也写过诙谐的《上海月亮》,而饰演鲁迅一角更是老牌电影演员赵丹终生不得的夙愿。可吊诡的地方在于,鲁迅很少出现在影视戏剧舞台上。鲁迅,已经被笑称为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

  可偏偏就有人要闯这个迷魂阵。她是新晋“菜鸟编剧”李静,一个从文学批评“叛逃”出来的冒险者。七年来,她漫游在鲁迅的黑夜里,“虽九死其犹未悔”地“上下求索”于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打量鲁迅?话剧首演前一小时,在一家嘈杂的餐厅里,李静和我讲述了她“被鲁迅选中的命运”。

  相遇

  被“鲁迅”选中

  被鲁迅选中,也许是李静的命运。这看似是一个偶然事件,实则是一场冒险。2000年起做《北京日报》副刊编辑的李静常写话剧评论,因此与导演林兆华相熟。2009年初,林兆华忽然来电:“想做个话剧鲁迅,你就给写了呗。”语气仿佛跟买大白菜似的,却立刻把李静催眠了。

  李静对鲁迅既感兴趣,又不甚了了,正好借此机会,既圆了创作梦,又可以把他从里到外打探个透,岂不两全其美?于是不打磕巴,一口答应。因这口头之约,一头扎进鲁迅的汪洋大海。

  等开始构思剧本时,她才发现“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转念一想,“创作必须要有人逼迫,不然又要被拖延症束之高阁了”,干脆咬牙给自己下了一年期限:半年看书,半年写作。

  和大多数人一样,李静最初对鲁迅的认识始于教科书,也不喜欢背诵书里的鲁迅。不过这并非因为厌恶,而是害怕。她触摸到鲁迅身上一种黑暗的力量,是青少年时代的她所不能把握的。在李静心里,鲁迅不是“圣人”——所谓“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不是受人认可的“凡人”——所谓“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

  为着这颗复杂的心灵,李静栽了进去——光看《鲁迅全集》不够,还要读《许广平文集》,朱正的《一个人的呐喊》也被她翻烂。由亲友学生回忆文章组成的六卷本《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丛书、各种书信来往、汪洋大海般的研究论著。

  越看书,越想看更多的书。李静陷入了“疯癫”——读《死火》会哭,翻《故乡》和《社戏》会哭,看他给曹白、萧军、山本初枝的信更会哭……也会笑,看他的杂文和信会被逗笑,但依然感觉不如哭来劲。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鲁迅的《写于深夜里》,是为被杀的青年而作。而此文写成的五年前,鲁迅把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刊登在《北斗》杂志封面,正是为暗暗纪念柔石的死。当时的报章不敢记载这一事件,但人们心里却是清楚的,“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这句话让李静感到了痛楚。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是鲁迅的深情、疼痛和悲伤。他还要多少次面对青年暗暗的消失?日夜生活在这剧痛中,他如何承受?在这篇文章的刺激下,李静写出了一大段鲁迅对“黑衣青年”的独白。

  鲁迅的爱与悲伤是李静从2009年到2012年里“跳下去的一口沸腾深井”。三万字的剧本,写了三年,前后不同两稿,却怎么看都是写实剧、寓言剧和幻想剧四不像的大杂烩。这个“菜鸟编剧”陷入了梦魇。

  寻觅

  王小波治愈“无能的沉默”

  李静的人生中有很多梦魇。作为赶上“文革”尾巴和新时期开头的“70后”,她属于话语场中独来独往的一代。

  双鱼座,恐惧感强,性格抑郁,这个生长在东北海滨小城的女孩,拥有一段把不快乐无限放大的童年。在每个黄昏,她都有“这一天总算是活着熬过来了”之感。有一段时期,父母由于特殊的原因分开居住了几年,她就“感觉被全世界的人抛弃了”。“弃儿”的心态扎根在心里,以至于后来得了抑郁症,灰溜溜的青春期一直持续到大学,没光彩也没活力。“自卑得要命,以至于不能开口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对这样的自己有说不出的厌恶,并称之为“无能的沉默”。

  在这种沉默中,李静开始读尼采、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为她提供了可隐遁的黑夜。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灵魂深处的无尽黑暗,有很多骇人的东西,既是一个施虐者也是一个受虐者。而李静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受虐者,对施虐者天生就有体验,“我本身就是那种对黑暗有感受力的人”。

  沉溺在黑暗中,会一直处于两难的挣扎状态——有自毁倾向,同时又向往光明。24岁那年,李静找到了精神兄长——王小波。小波教她对这个世界,要有爱,要有光。

  在《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些小说里,李静读到一个智力超群、内心叛逆而又与世无争的“王二”,向往在平淡人生中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在黑色幽默中蕴藏爱与智慧的作品让李静“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她觉得自己找到了光的方向。

  李静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是王小波治愈了她“无能的沉默”?

  “王朔也是个写得很棒的兄长啊,但是他没有给我精神养分,但是小波的爱、智慧和趣味和承担,给了我真正的营养”。

  她用宗教来类比这种营养——为什么会有人信仰基督?因为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然后你才能信仰耶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背上十字架,上帝的道理再正确,你也不会信。“耶稣就是一个良善的践行者,而这个形象,我在王小波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也看见了。”

  在阅读王小波前,大学里的李静习惯顺着导师开的书单去阅读。读完这些书,李静感到更多的是灰心——“这些书的作者人格是很弱的”。而王小波的文字,让她在这个不认识的人身上看见了一种她愿意去相信的东西——一种为了自己信奉的良善而从容承担的勇气。这种勇气隐含在稳健而幽默的笔调里,让李静非常震撼。

  李静算是国内最早认识王小波文学和思想价值并刊发其作品的“推手”之一。那时她在《北京文学》做编辑,“当时他的《红拂夜奔》我想发,领导让压缩3万字,他也删节了。结果还是没发成。”这让她深感愧疚,也让她对王小波的担当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是一个好作家,但完全不想按照一种‘顺利’的文学路子去写作,他想表达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难发表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发表不顺,就去写那些容易发表的东西。小波是一个遵从内心的冒险者。”

  李静一直觉得,那些在生命中容易对她构成吸引力的人,都是敢于冒险的人。而寻找这样的人对于她而言,就是“一种对精神能源的寻觅”。这种“精神能源”,李静坚持认为它存在于具体的人,而非某个书本或者教条里。“为什么大家会说中国人虚伪?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学叙事不发达?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故事,也没有人。我们从古就是《论语》和‘子曰’,没有人格。但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人格化的过程。没有人天生是太阳,不需要他人的光亮。”

  潜伏

  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

  “人格化”从来都是“李静式”文学批评的标签,虽然走上文学批评这条道路,对她本人来说更像是一种被裹挟着往前走的感觉。

  刚进北师大校门就被告知,中文系是培养批评家的,不培养作家,李静懵了,“可是特听话,还真的老老实实向批评家的道路走去。”她也尝试过写作的各种可能性,散文、随笔、小说、剧本、社会批评都写过,却都不是她想要的那种。

  在中文系继续读中国当代文学硕士,李静好像默认了写评论性质的文章是自己学业的一部分。25岁时,她通读王安忆的作品,感到“不舒服的压抑”,便开始探究原因--1996年,写成初稿《失名的漫游者》,随后在《北京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自认为有了些社会生活的体验,又感到中国原创文学在社会-历史面前失声的状态,于是继续在初稿基础上引入“冒险”这一文化概念,对王安忆“不冒险的和谐”美学做了深层批评。2002年定稿,题为《不冒险的旅程》,整篇文章的写作横跨六年。

  没想到的是,向她约评论稿的信件像雪花片一样飞来,“我就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写下来,想把自己内心的理念暂且借助评论这一管道,先宣泄一番再说了”。

  被当做评论家的日子长达七年。作家陈村说她“把批评家和作家定位为对手关系,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冒犯读者”。由于深受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李静强调“对话”,反对把文学批评当做政治宣教的工具,或者个人独白的孤独舞台。

  在这七年里,李静不仅把王小波和木心推到前方,更是对莫言、贾平凹、林白、过世行和林兆华等作家和导演做了长篇评论,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捕风记》。

  “一切皆是虚空,一切皆为捕风”是《圣经·传道书》里广为传播的一句话。在文学界冒险的七年里,李静时常感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式微,她亦对当下的文学成就持怀疑态度,却不由自主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捕风”的感觉分外强烈。

  “别人都说我的文学批评风格不太一样,可能因为这里面隐藏了我的价值观吧。我的评论文章都是‘夹带私货’的。”李静说起这个,显得很狡黠。

  2002年起,她受到花城出版社委托主编《中国随笔年选》,也刻上了深重的李静烙印。秦晖、何光沪、何怀宏、傅国涌……常有读者觉得这些人文章“太硬,不美”,读起来累煞了人。事实上,李静一度认为中国文坛有很多“软骨头”,需要加一些“危险”的东西来强化它的骨质。而这危险的东西,是美与真实。李静认为,这才是随笔应有之义。

  “你现在不再做这项工作了,不遗憾吗?”

  “应该是愧疚。像路内、薛忆沩、王小妮这些值得更多文学解读的作家,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我自己想创作,分不出更多时间来观察他们。”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搞文学批评十多年,她却“确切地知道自己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

  李静觉得,批评家是提供答案的人,创作者是提出问题的人。而她花了那么久时间,才发现自己只会提问。从前,她的创作欲没有满足,就在批评里发泄。现在觉得自己想发声,还是创作最直接。她更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学人”,“文学人的本能,是对生命状态的关心。”她执拗地等待一个创作机会,去寻找生命的痕迹。

  创作

  寻找鲁迅

  创作机会在她临近不惑之年到来。与鲁迅重逢,李静感到“如见失散多年的父兄”,儿时对他的压抑和恐惧,现在却感到亲切和怀恋。

  在推翻两稿、经历无数梦魇后,李静在鲁迅深不见底的内心终于看见,他这一生不外“伤心”二字。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住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

  她代替鲁迅反复做无情的自我拷问:“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这便是她对“爱与自由的悖论”的回答。

  李静看到了鲁迅的弥赛亚情结,“他总觉得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但这种想法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地上的‘天国’,一定是一个魔鬼人间。但鲁迅不能让自己看透这些,因为他特别性急。鲁迅不相信有来世。觉得现世如果弱者没有得到报偿的话,世界就会永远暗无天日。”

  “你是否觉得鲁迅是个天真的男人?”我小心翼翼地问。

  李静的眼睛亮了一下,“是啊,他是个戴着世故面具的天真汉。所以我在剧本里有一句台词反反复复——‘就算你长在我肉里,我也要挣脱你,烧掉你,哪怕烧掉我自己!(和象征权力的椅子做斗争时)’。鲁迅知道徒劳,但是不怕徒劳,他害怕的是静止僵住的状态。他是个行动主义者,一辈子都在冒险。”

  在李静看来,在“爱与自由”的悖论里,鲁迅选择了爱,这不仅囚禁了自己,也在客观上囚禁了别人的自由。她甚至认为鲁迅有道德强迫症,“鲁迅用一根‘爱的绳索’温暖了他人,但同时也是‘绳索式的爱’,让人喘不过气。”

  如此密度的爱,用撷取人物生活中的重点片段来写实描绘,是根本不能做到的,“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现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与人格,有什么意思呢?”

  受到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和海纳·米勒《任务》的启发,李静放弃了人物立体化的努力,而在第三稿中着重表现一种抽象的处境。

  鲁迅临终时紧握许广平的手,似乎有话对她说,但许广平怕太过热烈的回应惹他难过,就把手松开,走了。没多会儿,鲁迅孤单长逝。这一细节让李静念念不忘。到生命最后一分钟,鲁迅依然生活在黑暗中,这份深入骨髓的孤独,让她闻到了意识流的气息。

  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剧本《大先生》,正是从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临终时刻写起:来自“天堂”(也是地狱)的一胖一瘦两个影子回收专家,要把鲁迅和他的影子分开,于是鲁迅和原配朱安、母亲鲁瑞、许广平、周作人夫妇、胡适和左翼作家们在梦境里发生种种对话、自白和冲突,让鲁迅看到在他死后,世界和自己如何被颠覆与戏弄,由此陷入更深的痛苦与自省……

  超时空、反情节、将精神和思想外在行动化,这出话剧的确是一次冒险。很多人都跑去问李静为什么这么写?她的回答是——必须冒犯观众。除此之外,还得冒犯剧作家、导演、演员等一切强势智识群体。

  作为被冒犯者之一的陈丹青对剧本的评价是:“没有把他写好,也没有把他写坏,居然是这样子的写法”。在他的记忆里,此前从未有人会用梦境和意识流的方式写鲁迅,并写得如此“黑暗”。他说,“鲁迅的内心非常黑暗。结果我发现李静内心也很黑暗。我不太相信是鲁迅影响了她,一定是李静内心也黑暗。”

  李静仿佛被鲁迅的黑暗附体,在这个“精神父辈”身上找到了共通的价值基点和自我投射。自小成长中的“遗弃感”让她对“痛苦、禁锢和爱特别敏感,对罪孽的想象力比较发达”,这些都深藏在剧情与对白之中。

  “你究竟要借鲁迅之口说什么呢?”我问。

  她想了一下,“可能我这个人,半辈子都在寻找爱和光。因为冷漠和遗弃比死还可怕。鲁迅说,希望人与人不隔膜,相关心,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提醒弱者要强健,要自己去争得尊严和自由,而不是跪等强者的恩赐。实际上,这酷烈是最深最真的爱。”

  “所以你写的其实是你爱的鲁迅?”

  李静羞赧一笑。

  作家刀尔登在给剧本《大先生》的序言里说,“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这个版本的“大先生”,是属于她的黑夜和白昼。

  陈丹青曾问过李静,“你有没有想象它变成话剧会怎么样?”李静是这样回答的:“我想象的舞台效果是非常暗黑、神秘和神经质的,但在暗黑之中,会有一道暖光穿越恐怖。”

  这道穿越黑暗的“暖光”,李静希望观众能看见。就像剧本末尾,即将死去的鲁迅说的那样,“尽管世界在走向黑夜,可正因如此,你才必须用希望点亮自己。”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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