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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遗孤在中国的一生

2016年04月1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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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起小时候与父母的合影。
《我在中国75年》
作者:王林起
版本:西苑出版社 2016年1月
王林起,日文名渡部宏一。

  1981年5月,46岁的王林起搭乘的飞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降落,由此踏上了一段认亲之旅。

  王林起认亲的名字是“渡部宏一”,另外六个渡部家族的人拿着照片确认了“宏一”的身份。渡部一家,曾是上世纪40年代初前往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的农民成员。这时,或死或丢,一家六口人只剩下在中国度过不惑之年的他,回到故土。

  宏一与其他六个人相顾无言,近乎尴尬。王林起对“当天所见之人”并无太多亲切感,他更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给中国丢脸:他特意穿了由北京红都服装店师傅做的笔挺的中山服,手里拉着两个档次还不算低的旅行箱。当晚,时隔近四十年,他又睡上了榻榻米,在“宏一”出生的地方沉稳地睡去……

  ●离散 

  学生时排演的话剧成了谶言

  1940年秋,外祖父给了5岁的宏一一顶彩色毛线帽子,告诉他要去的地方很远很冷。就此,一家人与故土作别,从日本山形县来到位于中国东北小兴安岭南部边缘的山形县,成了“开拓团”的一员。

  宏一的父亲是一位勤恳的日本农民,好饮酒,酒后若失言,第二天便要登门道歉。在决定是否加入“开拓团”之前,他曾多次前往宏一的姨母在中国东北“满洲开拓团”的家中查探,回日后又在茨城县接受了短期培训。“满洲国”,无论在哪方立场上是真是伪,对于这位普通的日本农民来说,只是一片可供开垦的广阔土地。

  几年劳作下来,宏一一家开垦出村落丘陵处的一片荒地,还添置了不少牲畜。四五年后,村民们搭起一座简陋的神社,并找好了红松木材打算把电引到村子里。可是日子刚有起色,日军为挽回时局在开拓团内招募壮丁。宏一的父亲被迫离家,不久后死在苏联,但这只是这个家庭离散的开始。

  宏一读小学时,班里排演话剧:老鼠们商议在猫的脖子上挂上铃铛以便知悉其行动,正在谋划时,猫一声大叫,老鼠们惊得四散。话剧像个残酷的预言,1945年8月11日,“受命逃难”的噩耗突袭,开拓团的农民成为被日方遗弃的难民。为逃避被日方威逼自杀的命运,难民们南下逃窜。流亡期间,妹妹登美子最先在慌乱中走失,母亲在抵达沈阳难民营后的一夜被苏联士兵侵犯致死,腹部中刀几天后才被抬出难民营,留下一滩发乌的血迹。在中国出生的幼弟秀策尚未洞悉生死,懵懂中被陌生男人于慌乱中抱走。其余两个剩下的男孩分别被中国人领走,但只有宏一活了下来。

  从日本农民到日本开拓团成员,再到日本难民,至战争的牺牲者,这个普通的日本家庭还未回过神就已支离破碎。

  ●新家 

  大半生在画毛主席

  领走宏一的男人名叫王殿臣,河北景县人,随闯关东风潮来到东北沈阳。按照传统命理,当年王家五行缺木。于是这个被领来的孩子成了王家长子并被叫做“王林起”。那天起,王林起睡上了热炕头。

  十几岁的王林起仅花了半年时间就融入了新的生活。王家从沈阳搬至北平,王林起在三年级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少年王林起曾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涌入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奔向金水桥,伴着无数放飞的气球挥动双臂,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致敬,他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

  此后,王林起在升入北京十二中高中部后不久,因体恤养父母维生之艰辛,选择了退学。恰逢1958年大跃进的厂矿招工热潮,他进入北京汽轮机厂操作磨床,一直工作至退休。“文革”期间,除去养母被单位“造反派”贴了一张《为什么收养日本孩子?》的大字报之外,身为日本遗孤的他并未受难,反被厂里的造反派、保守派争抢。王林起选择了后者,随时等待毛主席发表的最高指示,有消息立刻写大标语或放鞭炮表示庆贺。

  王林起曾经被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学画毛主席像。学成后,王林起为工厂画下众多大幅的毛主席像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宣传画,他因为这个才能,而被工厂重用。

  留在中国的王林起,此后大半生在画毛主席。

  ●寻亲

  只因养父的一句话

  在收养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几乎把日语忘干净了。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知道他战争遗孤身份的朋友也会问起他的归宿,而他总以童年记忆线索早已不清,要赡养中国养父母为由,干脆地说,不回!

  让王林起改变想法的是养父生前的一句话——“我挺想到你老家去看看,可说不定去不了了”。1951年,养父曾经带着17岁的王林起回到自己在河北景县的老家。王林起记得村庄的形状与日本老家相似,东西长,南北窄。他循着模糊的记忆,用中文给故乡和田村的村长写了一封信。

  “宏一给我写过信,只要他活着,会来信的”。隔水相望,曾送给宏一那顶帽子的外祖父多年前这样和家人叮嘱。这或许已经为后来的认亲埋下伏笔,两年后,两两相望的亲人准备妥善,王林起踏上了回日探亲的飞机,也就有了睡上故乡榻榻米的那一夜。

  这时的日本已经渐渐走出了战败对经济的影响,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鼎盛期。王林起在日本受到照顾并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还是选择“回来”。30多年后,80岁的老人回忆当时的选择时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生价值的区别吧”。此后,王林起多次回到日本探亲。

  ●尾声

  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5年3月12日正式开始调查“遗华孤儿”群体,并在经济补偿与探亲活动诸方面给予遗华孤儿以利好政策。从1981年起,王林起持续以中文信向日本厚生省申请,日方应对遗华孤儿的养父母表示谢意。至2010年,养母贾凤朝终于接到时任大使丹羽宇一郎先生亲手赠予的感谢信。

  迟到许久,加之王林起数年所见日本右倾政客在钓鱼岛、修改宪法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行为”,王林起心中的遗憾大于安慰。老人说,在中国,他作为一个幸运的“另类”,当尽一己之力祈望和平。

  ■ 阅读手记

  这不仅仅是个日本遗孤的故事,也是一位80岁老人的日常生活史。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读这本“日本遗孤”写的书,但读着读着,我反倒忘记了他是个日本遗孤。更多地,我看到他丰满的日常生活,鲜活至让人惊讶的细致记忆。

  老人喜欢吃水饺。当年,开拓团的日本村子和东北本地屯子的距离并不远,宏一家雇佣了一位中国农民帮工。年节时,雇工送来一坛裹在大衣中的水饺。宏一被中国人收养后,学会了做水饺。他的配方是各占三分之一的猪肉、鲜虾肉和白菜,再加点韭菜做馅,用手挤出水饺。探亲时,他热情地做给日本亲友吃。

  在讨论“中”、“日”时,很多从普通受难人日常生活中抽象出的词语被抛在了空中,愈发轻浮,随取随用,易被煽动。它们很少再度回归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落实根基。就像开拓团村子与东北屯子的那段路上,抱着一坛水饺在冬夜走路的中国农民的身影,仅在个体的生命经验中存留。

  老人平实的自述,是一种温和的发声。他让有关这段历史的整体叙事更为完整、多元,并让那些从无数两国普通民众生命经验中抽离出的大是大非,踏实地回归到一个个体的生命中。在清明而质朴的自觉之外,这份80岁老人的亲述还在平和地表征着个体的庄严。

  新京报特约撰文/孔雪(部分内容由《我在中国75年》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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