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存续与断裂(1)

　　2011年秋天的某夜凌晨2点，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麦当劳餐厅二层，三名睡眼惺忪的文科男生在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争辩和憧憬后，举起可乐杯，庆祝“静园书会”成立。最早提出动议的王飞说：“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纪念这一时刻。”

　　三年后，唯一留守北大中文系的李浴洋，时隔一年重新召回当年“静园书会”的读友，以“新文学读书会”之名继续下去。在高等学府的校园里，一夜成形的读书会不计其数，而这种“复活”却可谓罕见。清华“清园书会”的发起人石岸书，用“云聚云散”来形容当今校园里的学生读书会。流行而短命，成为学院读书会的一个普遍表征。

　　而即使如坚持8年的北大“儒行社”、历经13年而不断的“公民读书会”等个别的“长寿者”，也再难重现当年栖身静园五院的“批评家周末”和李猛等人主持的“福柯小组”一般掷地有声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当下的学院读书会，更加低调内敛，更多地以参会个体的知识和经验输入为旨归，不再主动参与公共生活。

　　在这种“向内转”的整体趋势下，学院读书会以一种无声的坚守，更加接近“读书会”的本来意义，通过拉远与现实的距离，对当代喧嚣与狭隘并存的文化氛围与学术体制形成一种静默而沉潜的对抗。

　　黄金期

　　向时代发问

　　1989年秋，贺桂梅考入北大中文系，而与她同时入驻静园五院的“批评家周末”，直到四年后才与她正式相遇。令她至今难忘的，除了谢冕和洪子诚两位先生“严肃、认真和坚持”的态度，更多的是对当时文化与文学问题的介入和关注，如两次“当代文学的理想”讨论与南方“人文精神”论证的呼应，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廊桥遗梦》、《许三观卖血记》、《北京人在纽约》等文学文化作品的实时研读和批评。

　　对时代敏感，对学科反思，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中重读文学经典、扫描文化现象，是“批评家周末”坚持了十年的风格。虽然参与讨论的学生始终不多，但每个周末，从安静的五院都发出了对时代进行独立批判的声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得益于无数个周末的讨论和争辩，不少批评界的中坚力量也由此走出。虽然当时在中国学院内还没有正式引入“读书会”的名称，但“批评家周末”在组织和运行中本质上采用了读书会的形式，已在不自觉之间，成为学院读书会早期“黄金时代”的先驱。

　　而真正让“读书会”作为一种知识交流与传播形式大放异彩的，无疑是由北大社会学系李猛从1996年开始组织的“福柯小组”。每周六早9点到下午五六点，来自历史、文学、法学、社会学多个专业的小组成员聚在中国文化书院，边翻译，边阅读，边讨论。通过艰难地啃书，追引并推进着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贺桂梅作为同时代人，对“福柯小组”印象颇深，还记得他们读福柯的作品，“主要是受刘小枫影响的。”当时在北大，也有其他的读书小组，阅读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韦伯等人的著作，但并没有造成“福柯小组”那么大的影响。即使在学院读书会“史前”的“黄金时代”，能够以这种形式真正在公共空间发声，并产生有效作用的案例，也并不常见。

　　“批评家周末”推进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知识建构，而福柯小组则对于福柯向国内的输入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在学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力，由具有民间性质的读书会来完成，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论是“批评家周末”还是“福柯小组”，主持和参与者都是当时的“精英”。“福柯小组”成员如李猛、渠敬东、应星、吴飞等，如今已星散于北大、清华、人大和社科院等重量级学术机构，成为学界骨干，并带领各自学生继续开展由自己当年的实践所论证过的读书会。

　　如果说李猛等人的尝试让人们看到了读书会生产学术能量的可能性，鼓励并促成了读书会在人文领域的扎根和风行，那么从公共知识影响力的角度看，中国学院读书会的“巅峰”，开始并结束于读书会在校园普及之前。

　　在学院读书会刚刚兴起并逼近视野中心的“黄金时代”，读书会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讨论交流的工具或不自觉的组织方式而被征用，与现场的学术行为和需求自然结合。如今很多课堂的组织和文史哲老师与学生的例行会面指导沿用这种读书会的外在形式，只不过这些“读书会”的建立逻辑是自上而下的，无法达到一种平衡的结构，本质上仍是一种单向的授业解惑，并非如“批评家周末”和“福柯小组”一般，是从对时代的发问中产生的回音。

　　过渡期

　　寻智识盟友

　　静园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东西两侧的六个院落，在2013年搬迁之前一直是文史哲三大人文学科所在地，也曾是北大书香最浓郁之处。草坪茂盛而不忌讳踩坐，适宜促膝长谈，因此许多学生组织的文艺活动和聚会都可以圈地进行，免费而又有风情。2011年9月，“静园书会”就选定这块草坪进行了首次讨论，并以此地命名。

　　静园书会的参与者以北大中文系2011级的硕士男生为主，参与者各自提名阅读书目，由投票公选决定每学期的书单。每次讨论指定两到三本书，由一名主讲人梳理文本大意，讲述阅读心得，并有评议人进行回应，最后有自由讨论环节。

　　讨论的地点除了第一次在静园举办，之后基本属于“游击”状态。北大畅春新园2楼古代文学专业李远达同学的二人间寝室，常成为几个男生拥挤的据点。旁边寝室当代文学专业的石岸书和文艺学专业的石磊把自己的椅子搬过来，再从比较文学同学的宿舍借两把椅子。如果还是不够，剩下的男生坐桌子、坐床、靠在窗台上，激烈争辩时，站起来方便。

　　静园书会就以读书和跨学科的知识输入为目的，虽然也畅想过日后发展为有实力的学术共同体，但并没有追步“批评家周末”或“福柯小组”的野心，大多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态，希望通过与同辈的交流，补充眼界和不足。阅读书目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到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到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似乎有书就该读，没有外界的刺激和交流。

　　基于同学友谊而聚齐，再寻求合适的读物，以“会”带“书”的逻辑，自然难以兼顾各人的兴趣，而在选书一节争论不已。等各自忙碌起来，于读书会的投入渐少，除核心两三人勉力维系，大多心不在焉，直到研究生三年级，终于聚不起来。随着静园六院各系搬迁到未名湖右，静园书会也告一段落。

　　石岸书是静园书会“元老”，而博士期间进入清华读书后，又携同门师兄弟创办“清园读书会”。他想得很简单，希望“在清华这个人文学科比较少的环境里，营造一点小小的读书氛围。”

　　读书会的想法得到了导师汪晖的支持，推荐书目，并帮忙借用社会人文高等研究所的会议室，每隔一周的周五下午2点到5点开展讨论。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成本极小，物质条件很容易满足。但想要真正维系甚或“成功”，门槛却并不低。

　　对人文领域孤独求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会的吸引力总是很大。一开始大家都特别热情。有位已在上海做老师的师兄，甚至还曾特意跑到宾馆开房间以便通过视频参与讨论。然而，转年过来，大家的热情就已下降很多。石岸书对于这种情况已有心理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领域和小圈子，很难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主题或著作，把热情维系下去。因为读书会没有什么外部约束力量，很难持续。”

　　与当年李猛等人的读书小组相比，“福柯小组”的切入点在“书”，“会”成为他们解决阅读困难的手段；而“静园”和“清园”的切入点在于“会”，首先想要搞读书会，而后通过选“书”来服务于“会”。在“清静”的学院语境中，缺乏对外部现实与时代的问题意识与动力，仅凭对读书的向往和一点内在的兴趣，注定难以为继。

　　（下转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