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存续与断裂(2)

　　（上接B03版）

　　转折

　　受缚于学术职业化

　　2014年秋天，在静园书会停办一年后，发起人之一李浴洋把当年的读友重新召集起来，组成了“新文学读书会”。好在大家毕业后几乎全部留京读博，使读书会的重组相对顺利，得益于旧日成员的流动和新交，读书会的构成覆盖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北邮、艺术研究院等多个院校。除了规模有所扩大，与前身“静园书会”不同的是，新读书会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组织方向，立意从人文学术的角度和背景来观察思考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并试图打破“闭门读书”的壁垒，与现实和当下展开对话。通过与读书会外部的接触和碰撞，为这一小小的群体提供不断的新鲜刺激和持续动力。

　　除了日常性的阅读经典理论著作外，新文学读书会有意识地增加了对学术动向的把握和反应，在过去一年中先后对王德威和陈国球的《抒情之现代性》、赵园的《家人父子》以及姜涛的《公寓里的塔》等新书进行即时讨论，并以书评和笔谈等形式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主动参与学术和文化动态。关于“抒情性”的讨论引起王德威本人重视，不仅以书面形式进行回复，还将讨论成果推荐给学术友人商讨。而在讨论姜涛新书时，作者本人和钱理群教授也应邀前来，参与讨论。

　　李浴洋发现，进入独立研究阶段后，同龄人产生了与学术界对话的需求，而读书会这一“共同体”可以辐射出论文、会议、学术信息和资源共享等多方面的学术机会，这仅凭个人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

　　“学术机制和学术环境越不好，有心想要读书的人越是需要读书会，可以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小的场子，集体发出声音。学术环境更好的时代，有比较公正的评价机制和学术共同体，只要有能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贺桂梅无奈地指出，“现在，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小圈子来发声。”

　　高校人文领域的读书会此起彼伏，也有这方面现实的原因。赵晓力在回忆“福柯小组”时曾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在当初那个年代或许可能实现，可在今天已不适用。学术的职业化进程，让读书和友爱只能排在第二位，学院读书会对于学生最迫切的意义恐怕就是“抱团取暖”，多个微薄的力量以书为盟，团结起来，才有勇气在学界的荆棘中搀扶跋涉。

　　钱理群曾先后两次受邀参与静园书会和新文学读书会的讨论，并留下一句忠告：“青年人之间的交流，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和找到你自己。”

　　这种对自己青年身份的反复逼视，却让李浴洋清醒地意识到，即便读书本身可以做到去功利化，但是在现时的评价体制下，大家在百忙的学业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读书会，时间一久，必然有现实层面的考虑。“有效性”成为读书会的命脉。如果长久没有体制内现实的回报，无论多么“友爱”，都会如校园里绝大多数的读书会一样，昙花一现。

　　姜涛在讨论时总结过一句话：“形式上的紧张感，可以带来讨论中的有效性。”为了寻求与学界的对话，为了把读书会的效果落到实处，读书会有时不得不把参与者搞得很累、很辛苦。每次读书会的报告人必须提交讨论题目和提纲，像学术日程一样发表，乃至成文，这让李浴洋作为同辈的组织者承担了一些压力。而他用以“回报”大家的，只能是积极地联络协调学术资源，争取让参与读书会的同人得到体制内的回馈。

　　这不禁让旁观者唏嘘：难道读书本身不是就构成回报了吗？

　　隐匿

　　无涉于时代的“静读”

　　在大学校园里，潜伏着一条与学术体制平行的读书会传统。这些读书会真正躲在书本之后，没有现实的指涉和挤压，反而坚持得更为长久稳定。

　　北京大学“儒行社”的小读书会已连续办了8年，目前同时开设《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和《诗经》等多种国学经典的读书会。读书会由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作为主讲人带领，每周讨论。

　　社长佟欣妍说：“阅读中国经典文本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在热闹中的沉静，在沉静中的反思，在反思中的修养。”这一代表儒行社的发言，似乎表明了一种对抗喧闹不已的文化氛围与日益冰冷的学术体制的“静读”姿态。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公民读书会”更是默默传承了13年，最初由阅读兴趣结集，阅读的书目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典，每学期读一个名家的著作，近几年的书目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

　　“取‘公民读书会’这个名字，意在强调读书会每个人的公平参与，没有绝对的权威和领导者，采取‘自治’模式，每年由博一同学担任CEO（‘执政官’），负责协调时间、场地和书目。”现任CEO陈丹阳介绍说，“所有担任过CEO的‘执政官’，卸任后自动进入‘元老院’，作为论文评议的嘉宾‘发挥余热’。 ”

　　在陈丹阳看来，公民读书会给渴望阅读学习的同学提供的是一个“平台”，CEO年年换代，而平台始终保持稳定，因规定由博士一年级学生负责，选本和阅读的质量又能得到保证，参与读书会纯粹为了阅读和吸收知识，不考虑对书外世界的影响或“输出”，独善其身，呈现出与现实“远离”的姿态。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沉潜回归和严肃阅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鹏等人于2012年4月发起的“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中表现得更为极致。从2014年开始读柏拉图读《理想国》，每周讨论，抽丝剥茧，线上线下反复敲打，至今仍在继续。近乎匠人般的阅读，已与时代性无涉，却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慢读姿态，得到了文化学术圈的接受和认可，呈现出刘国鹏对读书会这一形式在当下意义的理解：“读书会只是供人舍筏登岸的工具，而无形的读书会，即自我的修习、求知，终生向学，乃是我们乐见其成的结果。”

　　赵晓力曾将“福柯小组”式的读书会形容为“无形的学院”，而刘国鹏则在当下提出“无形的读书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读书会已完成从学院的代偿隐喻到阅读的“静园”象征这一文化身份转变。

　　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网络媒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众话语和现实批判职能的今天，学院内的读书会已经不再是最合适的意见领袖成长空间或文化学术发声群体。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B03-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