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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 上帝“乔装”后,依然在场

2016年04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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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上帝之死》
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版本: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当我们阅读伊格尔顿时,仿佛走入星罗密布的思想之场:知识丛生、观点林立、流派交汇、人物纷纭。他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重新检视了自启蒙运动至9·11恐怖袭击后的社会现实与知识场域,探寻了宗教日渐式微,走向边缘的历史语境。伊格尔顿不动声色地质疑了“上帝之死”:我们是否根本没有能力弑神,却宣告了上帝死亡?上帝或许从没死去,只是被乔装。 

  填补上帝缺位

  现代社会无尽尝试的悖论

  特里·伊格尔顿,这位与哈贝马斯、詹姆逊齐名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广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美学理论、政治宗教等领域,呈现出体大周深的学术视野与兼容互通的治学志趣。

  他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反思了上帝是否真正死去,无神论是否面临困境等重大问题。他的明智在于将既有观念统统视为“假说”,用持续不断的质疑追问,驱除传统见解的遮蔽,呈全书下足力气分析现代社会填补上帝缺位的无尽尝试,向我们说明寻找上帝完美替代品的努力充满悖论,困境重重。

  伊格尔顿不动声色地质疑了“上帝之死”:我们是否根本没有能力弑神,却宣告了上帝死亡?上帝或许从没死去,只是被乔装,换了别名:如理性、自然、艺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欲望、生命力等。然而,这些替换都不见得比上帝更有力。因为,它们都仅“分有”了上帝的神性,试图完全抛弃神性价值独立存在显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文化与上帝之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慰,相反它充满焦虑困顿。作者对上帝缺位后,一种真正无神论的产生抱有极大怀疑。甚至,他对寻找上帝替代物的失败尝试也难免露出一丝幸灾乐祸。伊格尔顿无疑是谨慎的,他的主题并非取代上帝,而是探讨如何“乔装”改造上帝。

  《文化与上帝之死》横贯启蒙运动、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历史语境,巡礼了思想战场的伟大历程。世俗力量不断压榨宗教势力,承担上帝职责义务。宗教日渐退出公共领域,缩小在私人生活的隐匿之处。在无神论与世俗化势不可当的同时,世俗力量却面临自身悖论和价值危机:他们无力接管上帝缺位后的残局,不能想象没有神性价值的虚无。甚至,他们攻击宗教的武器也从神学那里借来。因而,任何取代上帝的形式,都不过是对上帝的“乔装”隐匿,却又以弑神的宣言进行了欺瞒。

  从启蒙运动到“超人”尼采

  “替换上帝方案”危机重重

  启蒙运动的“胜利”就无疑充满了历史吊诡。那些名声显赫的启蒙思想家并非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从未远离神学光环的映射,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世界如何处置。事实上,他们对“谋杀”上帝并无兴趣,对教会抨击也不过基于一种目的论:维护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并不希望自身的社会存在与宗教意识形态间形成强烈敌对。甚至,启蒙理性中的自由平等,自我决定,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有着高度照应。正由于这种悖论,它显得力不从心。启蒙运动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反抗宗教与上帝的幻象,实质却只是冲击了宗教的绝对权威,并试图从中分享权威,获得实利。

  然而,这场运动却启发了后继者替换上帝方案的总体思路:坚持一种折中主义的调和论,将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感性,深奥冰冷的观念与私人日常的生活相融合,形成一种“双重真理”的系统。它能最大限度维系社会共同体,将精英阶层和大众整合在一个有机社会。然而,他们给人的印象仍是过于理智,精神丝毫不能转化为大众的日常语汇。

  那么,存在成功的弑神者吗?作者将尼采列为候选人,却最终排除了他。因为,上帝之死必须包含人之死的预设,尼采的超人不过是造物主的再世。超人不依赖任何他物,如果不借助神学,自我决定和自治都难以实现。尼采只不过另造了宗教话语系统,毁灭反而成为了致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疑成为尼采的“补笔”和余续,艺术救赎成为替代宗教的最后尾声。现代主义不仅分裂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审美的与人类学的),也为文化政治和文化工业“送终”。后现代主义更是抹去安置自身的空间,当一切深度性、内在性荡然无存时,它难以为继。这些正暴露了资本主义。9·11事件或许已成为转折:无神论的困境与人们对宗教兴趣的复归形成了反弹效应。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虚无生产出了“两极”:它不仅加速了世俗化,同时也催生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狂热。

  再度检视“无神论”

  新的信仰如何诞生?

  《文化与上帝之死》延续了一种伊格尔顿风格:高冷睥睨的姿态,渊深磅礴的智识,妙语机变的调侃,直切要害的评点。他从不急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退隐文本幕后。只在作品里搭台,让各代无神论者、世俗唯物主义大师们登台呈现,又纷纷反驳他们理论的虚弱与方法的贫困。这种“搭台拆台”、“举证质证”的过程正是全书精彩要命处。当历代大师威信尽被数落,当无神论的世俗重被质疑,你会发现伊格尔顿的自身反讽:他或许只质询了上帝是否死去这一问题,评判了各种上帝“替代物”的失败之处,却也难有自己的救赎见解。

  那么,新的信仰、文化、政治结构究竟如何诞生?作者的回答轻描淡写,充满暧昧。“如果宗教信仰从那个为了社会秩序的存在而必须向其供应一系列基本原理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它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目标是作为所有这些政治学说的批判者”。这完全只是一种方向性猜测,他试图说明原有基于上层精英中心,立足维护秩序、凝聚社会、服务统治的宗教信仰必须翻转过来。“我们生活方式如果要重生为公正且慈悲的社群,那么必然经历彻底的分解”,“这个分解的标志就是与穷人和无权者的团结。”立足底层的批判性、反抗性将成为新型信仰的特质。这种见解难免失于空想无力。

  然而,《文化与上帝之死》终究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观念史,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关系史,它对无神论的再检视为理解当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伊格尔顿正如站在大师肩上的“瞭望员”,一个让人永远倾慕、发人深省、又不致厌倦的“炫才者”。上帝从未死去,甚至未曾远离。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创造上帝的各种“复本”。我们需要上帝在“乔装”后的依然在场,它摆脱僵硬冰冷、抽象理性,以情感、想象融入日常话语来影响社会及私人生活。

  □俞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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