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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镜头里的中国

2016年04月23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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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店村的孩子们围着伊莎白·柯鲁克,孩子们喜欢看她使用打字机,还总想摸一下它。大卫曾经对孩子们说,为什么不洗手,你们的手太黑啦。孩子们说冬天洗手的话,手会皴。大卫问,为什么不涂一点儿擦手油呢?“我们没有擦手油。”大卫又问,那为什么不用一点儿猪油呢?“我们没有猪油。”这给大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这才意识到他们有多穷。
照片里的这位华北农村妇女看起来不怎么老,不过还是缠了脚。柯鲁克夫人伊莎白回忆,当时华北在这一点上比四川落后很多,四川在1929年前后就废止了缠脚。这个村里的男人总在街上谈论村里的事,妇女们也从不会插嘴。在妇女问题上华北农村比四川落后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妇女几乎不下地,而四川女人是干农活的好手,不依靠任何男人就可以独立耕种一块地。到1947年,柯鲁克夫妇发现华北的年轻女孩也已经不缠脚了,越年轻,脚越大。
四川成都市郊,载着躲避空袭人群的黄包车队走出了城墙,向郊外更安全的乡村进发。人们尽可能带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许多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以确保至少 跟着自己走的东西是安全的。黄包车夫利用空袭的机会猛抬价格:平日里价格往往是通过一场长长的讨价还价谈定的,车夫们的日子不好过,但空袭对他们而言却意外地成为“幸事”。
十里店村的村民们在土改中清点地主们的“浮财”。所有“浮财”挂出来之前必须为它们估价。村民们反复衡量: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都了然于心。伊莎白回忆说,分浮财的场景很欢快,人们对于彼此选取的东西开着玩笑。这个农民在看这块丝绸,他只是很好奇,或许并不真想要它。许多“浮财”对于农民们来说并不实用。伊莎白记得,一个农民的手很粗糙,因此在摸丝绸的时候丝绸抽丝了,挂在他手上。他说,丝绸这玩意儿,粘手!
上海街头,牙医正给人看牙。
上海街头,孩子们正在玩跳马背游戏。
上海街边的小书摊。

  大卫·柯鲁克

  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

  ——上海、西南与华北农村

  作者:王烁、高初(主编)

  【英】大卫·柯鲁克(摄影)

  【加】伊莎白·柯鲁克(口述)

  版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6年1月

  与白求恩、斯诺一样,大卫·柯鲁克是在中国的革命如火如荼时怀揣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1993年10月,他在自己手签的遗嘱中写道:“……如果觉得为我做某种纪念恰当的话,不妨考虑在某处放一个标牌,上面写到:大卫·柯鲁克(1910- ),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从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从这段手签的遗嘱中,他跟中国的紧密关系一目了然。

  早在1938年,大卫·柯鲁克已经成为一名服务于国际纵队的共产党员。彼时他正在西班牙执行特工任务,但不久后接到了通知,安排他去上海做类似的工作。当两个身材魁梧的俄国人询问他是否愿意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38年夏天,大卫·柯鲁克从上海登岸,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文学教师,而他在上海的主要任务则是监视一名托派记者。到达中国的同时,大卫·柯鲁克手里的相机也成为他记录中国的方式,他在1938到1948年间在上海、西南、华北等地拍摄的照片,成了我们眼前的这本《大卫·柯鲁克镜头里的中国:1938-1948》。

  大卫·柯鲁克在上海的生活丰富多彩,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养尊处优。但他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街头的牙医、剃头匠、黄包车夫、做苦力的劳工。透过他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富有烟火气息的1938年的上海,更能够看到处于战乱、动荡中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苦中作乐的生活。因而我们也就知道,他面对中国的目光总是带着深刻的关切,是一位远渡重洋而来的“自己人”。

  1940年夏天,大卫·柯鲁克与自己所属的特工组织失去联系,在迁往成都的南京大学谋得一份教职,因此得以前往抗战的大后方。1947年11月,柯鲁克被安排到一个叫十里店的村子考察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十里店的八个月,柯鲁克将革命的风云激荡和日常生活的丰富安稳纳入镜头,留下了近千张图片。

  1949年,柯鲁克夫妇目睹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的诞生。此后他一直留在了这片新中国的土地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退休。2000年11月,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

  整理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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