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并不靠‘小三举报’才能展开调查”

　　“请喝茶”，已是南京市纪委办公楼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热词，是名词，也是动词，有时还被当作形容词。这源于近日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就叫《请喝茶》，作者谷以成。书中讲述100多个纪委办案的小故事，每篇只有一百多字，都是以“办案手记”的形式撰写的，最早发布在南京市纪委监察局的官方微博@钟山清风上。

　　新书出版后，由于书中故事描述的都是真实的纪检监察办案过程，《请喝茶》备受瞩目。而有着20多年一线查办腐败案件经历、曾任南京市纪委常委的谷以成，以及曾在有240多万粉丝的@钟山清风微博上连载力推，也为此书增添了更多的谈资。

　　昨天下午，南京市纪委宣传部办公室里，穿着休闲外套、格子衬衫的谷以成，坐在新京报记者的对面。

　　宣传部部长孔祥林在早已准备好的纸杯里斟上热水，“请，喝茶。”眼前，片片绿茶从杯底舒展、升腾。

　　随后，谷以成说起了《请喝茶》这本书的由来，以及“请喝茶”背后的故事。

　　喝茶加“请”字意味着纪委工作人性化

　　新京报：港剧里被廉政公署“邀约”被形容为“喝咖啡”，这本书书名为什么叫《请喝茶》？

　　谷以成：其实这种“邀约”，内地也有，有一个市的纪委曾特地设计了一家茶馆，一些需要谈话或调查的人，就会被“请”到茶馆里来。因为喝茶也更具内地特色，渐渐地，纪委做调查，开始被形容为“请喝茶”，听起来比较委婉，公众也接受。而在喝茶前面加了个“请”，也是意味着纪委的工作更具人性化。所以在微博上连载时，叫“办案手记”，后来结集出书的时候，取名叫《请喝茶》。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这100多个故事？有什么特点或侧重点？

　　谷以成：其实在写时，数量不只是这些，有些没有发表。有的是因为感觉不是很精彩，有的是内容上不太适宜结集出现在书中。在故事的选择上，主要是要全景式地反映纪检办案全过程，从信访举报到调查，再到案子办结等，这其中会涉及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只局限在办案上，还包括发案的原因、为何走向违法违纪道路等内容。

　　新京报：书中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你会选择哪些细节进行艺术加工？

　　谷以成：故事都是真实的，有些是我们调查办案的真实过程，有些是从违法违纪对象的忏悔书中了解到的。但并不是每一篇对应着一件事、一个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一直在从事查办腐败案件的相关工作，但不可能案件每个环节都是我亲历的，细节方面，是要根据每一篇想表达的侧重点来选择的。有些案件可以讲很多，但其中一个小情节，就能说明很多问题，通过零散的“马赛克”去拼接波澜壮阔的画面，复原当时的曲折回旋的场景。读这100多个“马赛克”，每个都有不同的层面与寓意，拼接起来，基本上就能达到我们想要展现的初衷。

　　办案情况涉密 不会披露详细过程

　　新京报：你曾说，对于微博100多字的限定篇幅，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没有字数限制，是否会披露更详细的办案过程？

　　谷以成：即便没有字数限制，也不可能披露更详尽的办案过程。写这些小故事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完全披露办案过程，更何况很多案件是涉密的。纪检办案从最初的信访举报开始，相关情况就已是机密。比如有些违法违纪人员高科技、高智商的作案手法，这样的案件细节，我们不可能去披露。我们想要展现的是一个人在权力面前失控的原因，也希望大家更关注这些，而不是有没有小三、二奶的举报，这偏离了我们的主题。

　　新京报：有人会因为将书中的故事“对号入座”，而给你一些压力或者质疑吗？你的生活，或者是处境，是否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

　　谷以成：目前没有。没有哪一篇是完全对应着谁的，这也是写作者的一些技巧，回避了可能涉及一对一的情况。而且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会把几个故事提炼了之后，结合起来呈现在故事里面，这些内容拼接起来，其实说的就是一类人。生活与处境，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关注我的，也都是@钟山清风微博的粉丝，大家都追过这些故事，所以没什么太特别的，在微博上发表办案手记时，大家会去讨论事件的本身，但对我个人，没有过什么质疑。

　　“小三举报”很少 有些举报前已获信息

　　新京报：一般跟举报人约地点，会选在哪些地方？也会一起喝茶吗？

　　谷以成：举报人的情况很多，有的人是直接到纪委来举报。但有些举报人有顾虑，就会提出换个地方，不到纪委去，有的确实会捂着嘴和我们说悄悄话，害怕走漏风声、遭到报复。我们会尊重举报人的意见，选择清静隐蔽的地方见面。但是像电视剧里演的在马路边、公园里接头的场景，是没有的，在茶舍喝喝茶，却是常有的。喝着茶，聊一聊，以获知举报信息的途径和细节。但这种喝茶是不一样的，是亲切、放松的，让举报人在自如的情况下提供信息。

　　反腐败是一场斗争，现在还没有到一个大家都能勇敢站出来的程度，因为有顾忌，而选择观望、避开。希望有一天，这种情况能够转变，我们纪检人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努力让大家对查办违法违纪分子有更大的决心和信心。

　　新京报：有个别网友认为很多贪官落马，源于“二奶反腐”、“小三举报”。现实纪检工作中，这种情况真的存在吗？

　　谷以成：实际上很少，有些在举报之前，我们其实就已获得了很多信息。在工作中，我们会对重大工程、新闻事件的各个环节披露的信息进行研判，这些信息都是公众所知的，但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能够从中进行判断。被调查的违法违纪人员，可能会有暧昧或婚外情问题，但纪检并不靠“小三举报”才能展开调查。

　　纪检人员朋友圈随便一个留言可能被当做信号

　　新京报：新的传播方式多了，纪检工作难度是不是越来越大？

　　谷以成：现在科技迅速发展，联络的方式越来越多，反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多。违法违纪分子很可能因为通过一些途径关注到我们纪检人员的微信，随便的一个留言，都有可能被当做信号。这种情况，给办案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只发布与工作相距比较远的日常生活小片段，而且措辞会格外注意。

　　新京报：书中有很多故事描写了与违法违纪人员斗智斗勇或“攻心”的过程。现在的“攻心”与以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谷以成：一些被调查对象的反调查心理比较强，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再加上自己级别相当，什么场面都见过，来和办案人员见面时，就是在较量。纪检办案与一般的刑事违法案件不一样，面对的很多都是有文化、有资历、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的人，所以我们要针对具体的案件、具体的场景，用专业的手段与技巧去与他博弈。现在和以前相比，有些方面的难度确实增加了。但也不乏我们在一些单位查办案件之后产生了震慑效果，有些人权衡得失之后觉得害怕，自己跑来投案自首。

　　办案时会尽可能给人情人性关怀

　　新京报：你曾说，纪检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情、人性、人心的工作，而重视人情和人心以及人性化办案，有什么利弊？

　　谷以成：说到底，终究是人之常情，即便是违法违纪人员被调查，也应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他们一些人情人性上的关怀，这与查办案件并不冲突。有些人在刚接受调查时会抵触，对我们有误解，事实上，当我们从人情人性的角度与他对话时，他就对我们更加理解，配合工作也会顺畅一些。

　　当然，弊端也是有一些的，就像故事中描写的那样，带着违法违纪人员去医院看望病重的父亲，我们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见到亲人时会情绪失控，或者滋生一些对案件调查不利的因素。但我们更多地还是考虑利的一面。我们办案不仅仅是要办这个人，也是为了挽救一个人。

　　新京报：《正字》这篇故事，读起来意境较深，你能解读一下吗？

　　谷以成：“正”字，本身在汉字结构上，横平竖直，而正本身的含义，也是褒义的。在民间表达里，也会用来计数。过去确实曾经有过罪犯在监狱服刑时，在墙上画“正”字计算多长时间能出去。我把这些内容集中起来，进行提炼加工，从“正”字的本身意义、计数功能，到最后靠画“正”字来计算时间，寓意有一天出去了，能够正冠而行。

　　■ 故事摘录

　　《新手》

　　“对手是个处长，道行颇深，嘬起嘴转着圈儿吹着纸杯里漂浮的茶叶：‘小伙子，有什么事抓紧时间问，我下午还要主持个会。’刚入行的‘小杆子’倒也不急，指间悠闲转着笔：‘下午的包括以后的会，都安排好主持了。’那位便僵在那儿，如针戳气球松垮下来。”

　　《密会》

　　“约在茶社小包间里，他进门时还回头看了看，围巾把头脸裹得严严实实。说话时捂着嘴，竭力改变声音传播方式。末了说：‘这举报我可是把全家性命都搭上了，不要让我失望。’看背影迅疾闪出，不禁悲从中来。空坐良久，那杯没动过的茶，还有着温度。”

　　《一句话》

　　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到了雾霾，他担心地跟了一句：哎呀，我明早去广州出差的班机，千万不要耽误啊！第二天，飞机顺利起航。但是，找人却扑了个空。尽管后来证实那人闻风而逃的‘风’并不是源自他那句跟帖，消除了他多日的忧虑，但他仍觉得脊背有些发凉。文章的结尾里，他把微信的签名改成了‘观棋不语’”。

　　《正字》

　　他第一次知道这种计数方法是在村里的窑厂，不识字的父亲在墙上用土坷垃划的，用来计算拉砖坯的车数；后来，车间推选支部书记时，工友们也用这种方法给他计过票。但再后来好像就很少用过。再巨大的数字，都可以浓缩成一张小卡片或者电脑上的几个按键。现在，竟然又用到了，并且是以一整天的时间换取一个笔画。写的时候，他凝神静气，尽量写得横平竖直端正齐整。当写满730个，他就可以跨出铁门，自由自在，正冠而行。这时候，他对古老的中国智慧充满了敬畏。摘自《请喝茶》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实 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