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与留守 纠结在天平两端

　　常州，位于江苏最发达的“苏锡常”地区；常州市外国语中学，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初中，汇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多来自中产家庭。

　　去年12月，常外的部分孩子身体出现红疹、甲状腺肿大等异常，家长怀疑与学校北面有一块正在开挖的“毒地”有关，要求学校过渡、搬迁，最终经央视曝光，成为全国事件。

　　从去年到现在，家长们的抗争已长达5个月—但他们发现，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4月25日，张漾琴从医生手里接过体检报告——甲状腺结节。一瞬间她有些眩晕，手抖得握不住那张薄纸。

　　女儿刘青青最近背上起了红疹子，密密麻麻一大片。

　　张漾琴想问问女儿的诊断结果是不是和那块毒地有关，医生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飘过来：“不用查了，这里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

　　也是在当天深夜，常州市政府发布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有关情况通报》。通报中说，在收集到的909份常外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247人；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

　　家长们则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数据，在他们自发收集的683份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315人；淋巴肿大或结节272人。

　　被打破的“体面生活”

　　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常州市新北区，一个正在开发中的新城区。

　　和其他发达城市的新区一样，这里拥有笔直宽阔的马路、密集分布的广场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常州外国语学校不远处，月星环球港竖起了一座摩天轮。

　　根据常州官方数据，2015年，常州市全年生产总值5273.2亿元，人均GDP达到11.2万元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富裕水平。

　　同年，常州市还获得国家住建部评选的中国人居环境奖综合奖，全国只有三座城市获奖，分别是江苏常州市、宿迁市和河南济源市。

　　45岁的杨群在常州拥有至少三处房产、三台车。他来自江阴市，扎根常州几十年，目前是常州通讯供应商的合作伙伴。从未想过离开。

　　“如果说杨群是百里挑一，那他的儿子杨力就是千里挑一。”一位与杨家相熟的家长说，14岁的杨力一直保持年级前20名的好成绩。

　　去年，杨力考入常州外国语中学。常外每年分批次招生，第一批480人，优中选优，杨力是第一批入选。

　　周菲菲也是第一批被录取，并进入教改班。一个年级有两个教改班，进入教改班，就等于直接保送常州市最好的高中——常州高级中学。

　　周菲菲说，小学六年，常外就是她的信仰。不仅是因为高升学率——在2015年中考中，常外学生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更多是因为常外推行的西方式教育，“男生担当挺拔，女生独立优雅”。

　　周菲菲的父亲周常光对常外的教育特别满意，女儿在常外不只是学习课本知识，她还在课堂里读诗、讨论文学，甚至钻研如何在一分钟内拼好三阶魔方。“现在的初中生，去问他们快不快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但常外给了我女儿一个快乐的青春期。”

　　杨群和周常光，是常州典型的中产阶层。出生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车、有房，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毒地”事件，打破了他们的体面生活。

　　4月18日凌晨2点，杨群睡不着，开着车在常州高架上徘徊，扭头看向黑黢黢的窗外，叹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奋斗半生，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难以名状的异味

　　“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问题出在学校对面那一块面积约26.2公顷的闲置平地。

　　这块平地简称常隆地块，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常外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去年12月上旬，常州盛行风向为北风，异味从平地往南，送入新建好的常外教学楼。

　　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

　　有人说像臭香蕉，是水果长期放置之后的酸腐味；也有人说像是杀虫剂靠近鼻子猛喷的味道，苦涩、灼人。

　　在化工行业发达的常州，异味其实正常。但出现在学校周围，家长们不得不紧张。

　　味道飘出的第一天，就有家长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

　　他们很快查出，异味来自对面的工地。这块地原是三所化工厂的旧址，目前在进行土地修复。规模最大的常隆化工，在此办厂52年。

　　“52年，什么概念？！”张郡姝对着记者叫了起来，她是常州市某化工行业研究院的研究员。

　　十几年前，杨群是常州水泥厂的职员，与常隆化工有过业务往来。他想起，当时自己曾亲眼看到常隆化工购买水泥，在地下修建空间，用来埋制作农药剩下的高浓度废液。

　　几乎与异味同时产生的，是孩子们的身体问题，最开始是红疹、头皮屑、长痘。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

　　12月底，家长们组织起来，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拿回来的数据一比对，发现症状主要集中在淋巴和甲状腺。

　　作为家长代表，周常光统计了班上37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25份异常，除了一个重金属异常外，另外24份全是甲状腺和淋巴的问题。想起刚拿到病例时的心情，他至今额头冒汗。“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转折点”

　　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是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家长们不觉得事情是不可解决的。开始有计划地联系政府、写联名信，表达学校搬迁过渡的愿望。

　　最初，他们认为这种利益诉求是合理正当的，“为小区的事情都可以去市政府反映，咱们孩子的事情不比这个简单？”

　　张郡姝说，她一直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政府不会不管吧？”

　　回忆起事发至今的漫长五月，每一个家长都会提起1月15号。

　　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

　　此前，政府承诺，会在这天在学校举行听证会。政府提出“毒地”修复方案，如果家长认可，就做；不认可，学校搬迁过渡。

　　这天，最低气温已经到零下。家长代表在校内，上千名普通家长在校外，从下午三点等到凌晨四点。

　　但他们发现，会议并没有讨论环节，而是直接公布了修复方案。这让家长们搬迁的愿望落空。

　　夜已深，气温太低，呼吸冒着白气，但家长跺着脚取暖也不愿散去。

　　从那天起，魏枫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热血派”。

　　像典型的中产阶层那样，她的人生一路顺遂。

　　从“毒地”事件发生起，她开始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为了孩子的健康走上一条维权之路。任何一次联名信、听证会，她从没缺席过。

　　魏枫这样的家长还有很多。以至于1月底的寒假，学校不敢再让大量家长在学校聚集，害怕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是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破裂的信任

　　去开会，他总是拍一支录音笔到官员们面前，指着提醒他们，开始录了，你别又说了话不承认

　　杨军是家长中的低调派，他既是常外学生家长，同时又是环保系统的官员。

　　4月24日，他向记者复盘事件全程。在他看来，家长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因为不透明、不作为的失当行为，让一件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得棘手而尴尬。这几个月，政府至少错过了两次挽救的机会。

　　杨军说，第一次，如果学校搬迁缓个半年，等修复工程完成，之后的一切便都不会发生。

　　第二次是12月，家长发现毒地后当即举报，毒地却拖了十多天才停工。“如果当时政府官员出面道歉，态度诚恳一点，还有和解可能。”

　　但这都没有发生。

　　商人重信，杨群说自己“被一次次出尔反尔搞到崩溃”。去开会，他总是拍一支录音笔到官员们面前，指着提醒他们，开始录了，你别又说了话不承认。

　　张郡姝与常州市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相熟，在最绝望的时刻，她曾经给这位领导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转机。领导在电话里回了一句：“你这样子一直纠结，一直焦虑，就是心理有问题了。”

　　从那以后，这两位相熟的“朋友”再也不交流了，“没有必要再交流了，官员还是没办法设身处地理解家长的苦衷。”

　　这种分歧与不信任，随着家长对真相的挖掘，逐渐超出了“毒地”污染本身。

　　他们发现，在国家公办民营大背景下创办的常外，是以常州高级中学新北校区的名义建设，最后却接近无偿地给民办学校常外使用，其中涉及建设资金3.1个亿，实际是打了国家民间办学政策的擦边球。

　　还有人拿到常隆地块土地修复的批复文件，发现涉及资金3.94个亿的修复工程，实际上很多项目都没有建设，比如文件中提到的钢结构封闭大棚等设施。

　　一位家长回忆，最初沟通时他们克制、平静，他们关心的，只是学校能否搬迁。

　　但沟通未果、信任破裂的情况下，这些文件和举报信被曝光给媒体，引发新一轮的报道热潮。

　　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了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随即，环保部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入驻常州。

　　低迷的家长们又燃起了希望。

　　转学与留守

　　“如果她转到一个很糟糕的学校，我没法负担她后来的人生；如果不转，我怎么面对她现在的人生？”

　　4月25日深夜，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环保部调查组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未发生传染病等疾病的流行和暴发。

　　调查结果发布后，各个家长群都沉默了。

　　也有家长质疑通报的真实性，甚至怀疑是假消息。

　　政府通报发出后的4天里，新北区基础教育处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都来自咨询转学事项的家长。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截至2016年4月25日，常州市发布调查结果前，在常外七、八年级转学人数62人，还有6人休学、5人请长假、5人出国。

　　一位负责统计的家长说，如今这个数据，又有了大幅增长。

　　调查组最终的结果还未公布，一部分家长内心仍保有期待。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学生健康岂容掩耳盗铃》。至少有7人将这篇文章转到七年级新生家长群里。

　　一些人在转学与留守之间摇摆。

　　事情发生五个月了，张漾琴一直不敢带女儿去体检。直到女儿身上冒出无法消退的红疹子，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说自己不敢去面对，因为无力去改变。

　　“如果她转到一个很糟糕的学校，我没法负担她后来的人生；如果不转，我怎么面对她现在的人生？”

　　检查报告出来后，她几乎一夜没睡，最后还是决定转学。

　　因为女儿是她所有身家性命中最宝贵的、必须要去维护的一样东西，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

　　八年级教改班的周菲菲已经和父亲商量好转学的事情。

　　新学校离她家走路不过四五分钟，是一所“我去了肯定能拿前几名”的中学。

　　她最近常常陷入回忆之中。她想起去年从头笑到尾的圣诞晚会、读诗读词的古风歌词课；想起总能说得到一块去的朋友；想起之前她停课一段时间，回校时全班同学对她报以欢迎的掌声。

　　4月26日，常隆地块的土地修复已完成，原有的“毒地”表面盖上了一米多厚的新土。上百位园林工人穿梭其中，栽种玉兰、香樟。按照规划，几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一个开放式公园。

　　“毒地”的对面，常州外国语学校在照常上课，每个教室都空了几张凳子。

　　学校北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循环显示着学校的育人目标：未来世界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

　　（文中所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江苏常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