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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外污染事件背后的中产家庭:

转学与留守 纠结在天平两端

2016年04月29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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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在上体育课,这里的教学正常进行。
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绘制的关于“毒地事件”的漫画。家长供图
4月19日,正在修整中的常隆地块,对面不足百米就是常外新校区。 A24-A2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常州,位于江苏最发达的“苏锡常”地区;常州市外国语中学,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初中,汇集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多来自中产家庭。

  去年12月,常外的部分孩子身体出现红疹、甲状腺肿大等异常,家长怀疑与学校北面有一块正在开挖的“毒地”有关,要求学校过渡、搬迁,最终经央视曝光,成为全国事件。

  从去年到现在,家长们的抗争已长达5个月—但他们发现,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4月25日,张漾琴从医生手里接过体检报告——甲状腺结节。一瞬间她有些眩晕,手抖得握不住那张薄纸。

  女儿刘青青最近背上起了红疹子,密密麻麻一大片。

  张漾琴想问问女儿的诊断结果是不是和那块毒地有关,医生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飘过来:“不用查了,这里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

  也是在当天深夜,常州市政府发布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有关情况通报》。通报中说,在收集到的909份常外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247人;浅表淋巴结肿大35人。

  家长们则提供了另一版本的数据,在他们自发收集的683份学生体检资料中,甲状腺结节315人;淋巴肿大或结节272人。

  被打破的“体面生活”

  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常州市新北区,一个正在开发中的新城区。

  和其他发达城市的新区一样,这里拥有笔直宽阔的马路、密集分布的广场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常州外国语学校不远处,月星环球港竖起了一座摩天轮。

  根据常州官方数据,2015年,常州市全年生产总值5273.2亿元,人均GDP达到11.2万元人民币,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达到富裕水平。

  同年,常州市还获得国家住建部评选的中国人居环境奖综合奖,全国只有三座城市获奖,分别是江苏常州市、宿迁市和河南济源市。

  45岁的杨群在常州拥有至少三处房产、三台车。他来自江阴市,扎根常州几十年,目前是常州通讯供应商的合作伙伴。从未想过离开。

  “如果说杨群是百里挑一,那他的儿子杨力就是千里挑一。”一位与杨家相熟的家长说,14岁的杨力一直保持年级前20名的好成绩。

  去年,杨力考入常州外国语中学。常外每年分批次招生,第一批480人,优中选优,杨力是第一批入选。

  周菲菲也是第一批被录取,并进入教改班。一个年级有两个教改班,进入教改班,就等于直接保送常州市最好的高中——常州高级中学。

  周菲菲说,小学六年,常外就是她的信仰。不仅是因为高升学率——在2015年中考中,常外学生独揽了总分裸分前11名。更多是因为常外推行的西方式教育,“男生担当挺拔,女生独立优雅”。

  周菲菲的父亲周常光对常外的教育特别满意,女儿在常外不只是学习课本知识,她还在课堂里读诗、讨论文学,甚至钻研如何在一分钟内拼好三阶魔方。“现在的初中生,去问他们快不快乐,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但常外给了我女儿一个快乐的青春期。”

  杨群和周常光,是常州典型的中产阶层。出生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车、有房,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毒地”事件,打破了他们的体面生活。

  4月18日凌晨2点,杨群睡不着,开着车在常州高架上徘徊,扭头看向黑黢黢的窗外,叹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奋斗半生,身价加了无数的“0”,却没想到最关键的“1”出了问题。

  难以名状的异味

  “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问题出在学校对面那一块面积约26.2公顷的闲置平地。

  这块平地简称常隆地块,不足百米处,便是常外新校区北门。2015年9月,常外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此时,常隆地块正进行土壤修复。

  去年12月上旬,常州盛行风向为北风,异味从平地往南,送入新建好的常外教学楼。

  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味道。

  有人说像臭香蕉,是水果长期放置之后的酸腐味;也有人说像是杀虫剂靠近鼻子猛喷的味道,苦涩、灼人。

  在化工行业发达的常州,异味其实正常。但出现在学校周围,家长们不得不紧张。

  味道飘出的第一天,就有家长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

  他们很快查出,异味来自对面的工地。这块地原是三所化工厂的旧址,目前在进行土地修复。规模最大的常隆化工,在此办厂52年。

  “52年,什么概念?!”张郡姝对着记者叫了起来,她是常州市某化工行业研究院的研究员。

  十几年前,杨群是常州水泥厂的职员,与常隆化工有过业务往来。他想起,当时自己曾亲眼看到常隆化工购买水泥,在地下修建空间,用来埋制作农药剩下的高浓度废液。

  几乎与异味同时产生的,是孩子们的身体问题,最开始是红疹、头皮屑、长痘。当月中旬后,常外的家长们相继发现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的学生不断增加。

  12月底,家长们组织起来,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拿回来的数据一比对,发现症状主要集中在淋巴和甲状腺。

  作为家长代表,周常光统计了班上37个学生的体检报告,其中25份异常,除了一个重金属异常外,另外24份全是甲状腺和淋巴的问题。想起刚拿到病例时的心情,他至今额头冒汗。“害怕,真是害怕,淋巴和甲状腺是表面看不到的,你都不知道会有多严重。”

  “转折点”

  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是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家长们不觉得事情是不可解决的。开始有计划地联系政府、写联名信,表达学校搬迁过渡的愿望。

  最初,他们认为这种利益诉求是合理正当的,“为小区的事情都可以去市政府反映,咱们孩子的事情不比这个简单?”

  张郡姝说,她一直对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政府不会不管吧?”

  回忆起事发至今的漫长五月,每一个家长都会提起1月15号。

  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转折点”。

  此前,政府承诺,会在这天在学校举行听证会。政府提出“毒地”修复方案,如果家长认可,就做;不认可,学校搬迁过渡。

  这天,最低气温已经到零下。家长代表在校内,上千名普通家长在校外,从下午三点等到凌晨四点。

  但他们发现,会议并没有讨论环节,而是直接公布了修复方案。这让家长们搬迁的愿望落空。

  夜已深,气温太低,呼吸冒着白气,但家长跺着脚取暖也不愿散去。

  从那天起,魏枫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热血派”。

  像典型的中产阶层那样,她的人生一路顺遂。

  从“毒地”事件发生起,她开始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为了孩子的健康走上一条维权之路。任何一次联名信、听证会,她从没缺席过。

  魏枫这样的家长还有很多。以至于1月底的寒假,学校不敢再让大量家长在学校聚集,害怕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学生们的寒假作业,是使用顺丰快递送到家的。

  破裂的信任

  去开会,他总是拍一支录音笔到官员们面前,指着提醒他们,开始录了,你别又说了话不承认

  杨军是家长中的低调派,他既是常外学生家长,同时又是环保系统的官员。

  4月24日,他向记者复盘事件全程。在他看来,家长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因为不透明、不作为的失当行为,让一件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得棘手而尴尬。这几个月,政府至少错过了两次挽救的机会。

  杨军说,第一次,如果学校搬迁缓个半年,等修复工程完成,之后的一切便都不会发生。

  第二次是12月,家长发现毒地后当即举报,毒地却拖了十多天才停工。“如果当时政府官员出面道歉,态度诚恳一点,还有和解可能。”

  但这都没有发生。

  商人重信,杨群说自己“被一次次出尔反尔搞到崩溃”。去开会,他总是拍一支录音笔到官员们面前,指着提醒他们,开始录了,你别又说了话不承认。

  张郡姝与常州市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相熟,在最绝望的时刻,她曾经给这位领导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转机。领导在电话里回了一句:“你这样子一直纠结,一直焦虑,就是心理有问题了。”

  从那以后,这两位相熟的“朋友”再也不交流了,“没有必要再交流了,官员还是没办法设身处地理解家长的苦衷。”

  这种分歧与不信任,随着家长对真相的挖掘,逐渐超出了“毒地”污染本身。

  他们发现,在国家公办民营大背景下创办的常外,是以常州高级中学新北校区的名义建设,最后却接近无偿地给民办学校常外使用,其中涉及建设资金3.1个亿,实际是打了国家民间办学政策的擦边球。

  还有人拿到常隆地块土地修复的批复文件,发现涉及资金3.94个亿的修复工程,实际上很多项目都没有建设,比如文件中提到的钢结构封闭大棚等设施。

  一位家长回忆,最初沟通时他们克制、平静,他们关心的,只是学校能否搬迁。

  但沟通未果、信任破裂的情况下,这些文件和举报信被曝光给媒体,引发新一轮的报道热潮。

  2016年4月17日,央视曝光了常州外国语学校新址污染事件。随即,环保部牵头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入驻常州。

  低迷的家长们又燃起了希望。

  转学与留守

  “如果她转到一个很糟糕的学校,我没法负担她后来的人生;如果不转,我怎么面对她现在的人生?”

  4月25日深夜,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环保部调查组阶段性调查结果:常州外国语学校(常外)区域大气环境,与常州其他区域无明显差异,土壤及地下水监测还在开展中;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未发生传染病等疾病的流行和暴发。

  调查结果发布后,各个家长群都沉默了。

  也有家长质疑通报的真实性,甚至怀疑是假消息。

  政府通报发出后的4天里,新北区基础教育处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都来自咨询转学事项的家长。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截至2016年4月25日,常州市发布调查结果前,在常外七、八年级转学人数62人,还有6人休学、5人请长假、5人出国。

  一位负责统计的家长说,如今这个数据,又有了大幅增长。

  调查组最终的结果还未公布,一部分家长内心仍保有期待。

  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学生健康岂容掩耳盗铃》。至少有7人将这篇文章转到七年级新生家长群里。

  一些人在转学与留守之间摇摆。

  事情发生五个月了,张漾琴一直不敢带女儿去体检。直到女儿身上冒出无法消退的红疹子,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她说自己不敢去面对,因为无力去改变。

  “如果她转到一个很糟糕的学校,我没法负担她后来的人生;如果不转,我怎么面对她现在的人生?”

  检查报告出来后,她几乎一夜没睡,最后还是决定转学。

  因为女儿是她所有身家性命中最宝贵的、必须要去维护的一样东西,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

  八年级教改班的周菲菲已经和父亲商量好转学的事情。

  新学校离她家走路不过四五分钟,是一所“我去了肯定能拿前几名”的中学。

  她最近常常陷入回忆之中。她想起去年从头笑到尾的圣诞晚会、读诗读词的古风歌词课;想起总能说得到一块去的朋友;想起之前她停课一段时间,回校时全班同学对她报以欢迎的掌声。

  4月26日,常隆地块的土地修复已完成,原有的“毒地”表面盖上了一米多厚的新土。上百位园林工人穿梭其中,栽种玉兰、香樟。按照规划,几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一个开放式公园。

  “毒地”的对面,常州外国语学校在照常上课,每个教室都空了几张凳子。

  学校北门,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循环显示着学校的育人目标:未来世界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

  (文中所有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帆 江苏常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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