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化史”从何讲起？

　　历史该从何讲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会下意识地反应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随着《极简人类史》、《人类简史》等“大历史”著作的出现及流行，讲述历史的话语有了新的起伏。这次，人们被引向浩瀚的宇宙。仰望星空过后，“大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流派又该从何讲起？古希腊作为西方普遍史传统的发源地，再次成为溯源地。

　　发源

　　西方的普遍史传统

　　在近代史学成型之前，西方普遍史的书写有着悠长的传统。

　　作为一种史学文体，普遍史的基本特征是在已知最大的时空尺度内，按照时间顺序和单一的线性结构对人类历史做出整体性的描述。它的发展经历了基于政治、宗教和理性的三种形态。

　　按照普遍史对于统一主题与单一线索的诉求，西方普遍史的首部代表性著作，可回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历史》。它描述了罗马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过程，叙事中弥散着古希腊对于命运的笃信，也呈现出这一时期普遍史封闭的线性结构：公认的开始，确定的过程，无可争议的结果。

　　《历史》诞生于罗马帝国的政治背景之下，而随着基督教普世宗教的形成，基于宗教的普遍史开始出现，代表作为古罗马基督教会史家优西比乌的《编年史》和《教会史》。在中世纪时期的普遍史写作中，这种基督教化的普遍史图景在内容和形式上延续着惯性，并持续至17世纪。

　　18世纪，人们开始以理性探究人类历史的规律，超越宗教的理性普遍史出现。未来作为一种历史时间进入到历史写作的叙事框架之中，引导人们望向抽象、尚未确定、进步而美好的未来。法国哲学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理性普遍史的代表作，它从人类结合为部落开始讲起，将启蒙时代喻为人类发展的顶峰；登上顶峰后，孔多塞乐观地以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作结。

　　理性的普遍史影响颇大，然而，相对于注重史料和实证研究的传统史学，理性的普遍史展现的更多是哲学构想或世界观，对具体的历史实践并无太多指导意义。另外，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的历史写作大行其道，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兴趣相应地势衰。

　　兴起

　　以人类为中心的全球史观

　　普遍史写作的边缘地位一直延续至一战之前，甚或可延长至二战之前。

　　在这种边缘状态下，《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房龙并非历史专业出身，也不讲理论。但在幽默感与温沉并蓄的文笔中，他对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当下世界的影响的关怀却鲜明可见。与生得自由浪漫的房龙不同，斯宾格勒在1911年构思《西方的没落》一书时，就带着深沉的自省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其心灵的冲击，促使他探究西方文化的精神与时代症状，并相信西方文化已迟暮。《西方的没落》的两卷先后于1918年、1922年出版。斯宾格勒末世启示录般的笔调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写作，其中包括汤因比。

　　与房龙和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显得有些“另类”：他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他的12卷大部头《历史研究》于1934年-1961年出版。汤因比未因循西方中心论和单一的线性发展脉络，并以世界历史上20余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探寻其互动、联系。当时，史学各专业已细化，史学家的精力，集中在民族史的书写与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梳理上，对宏大历史的关照并非主流。汤因比的作品曾被批作一盘散沙。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全球史观”呼应了汤因比的远见。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被视为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而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开创全球史的代表学者。

　　从1936年开始构思至1963年出版，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历时27年完成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举成为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尼尔描述出全球各文明之间的互动联结，将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转向动态、交互的世界史。《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分别于1970年、1971年出版，也从全球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并关注局部对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全球史观的写作下，世界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至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形成两种趋势。以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史学、后殖民史学为代表的解构性历史研究，和以全球史为代表的宏大叙事互为补充。威廉·麦克尼尔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呈现的全景式世界史叙述，虽然延续了普遍史的整体性宏大叙事，但并未遵从普遍史单一的线性结构，而是从全球视角出发探寻可操作性强的特定时空、主题框架。至少在专业的历史学领域，普遍史仍是较少有人触及的领域。

　　至此，历史，始终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

　　横空出世

　　“大历史”的科学性回归

　　在“大历史”中，人类故事被放置于宇宙故事之中。

　　1991年，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提出“大历史”这一概念。回应“历史该从何讲起”，大历史索性超越人类本身，直奔宇宙起源。历史将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学科融合，并借助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讲述从宇宙起源至今的宏大历史。人类历史成为书写的一个章节，且在浩瀚而庄严的宇宙起源面前，显得颇为仓促和平淡。

　　克里斯蒂安认为，大历史是对古希腊普遍史的超越式、科学性回归。不同于封闭结构的传统普遍史，大历史直面未来的多元可能性，因此持一种审慎的乐观并承认预测的局限性。大历史的另一位倡导者，荷兰学者弗雷德·斯皮尔更彰显了去人类中心化的革命气质。他以能量和复杂系统的研究为基础，将作为过往历史研究中心的人类置换了出去。

　　大历史的发生条件包括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历史化、全球史的兴起与环境保护主义的高涨等。它的异军突起掀起全球范围内的大历史阅读潮。无论是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极简人类史》《时间地图》还是以色列怪才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大历史游走在严肃与流行之间，有力地塑造着当代人的历史思维。

　　然而，在专业史学界，把传统史学一直探寻的人与行动者消解掉的大历史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由于偏重整体性的描述和统一理论，它较难展开具体的研究。弗雷德·斯皮尔提出“小大历史”研究作为回应，试将特定研究放置于大历史视野中以求丰富实证研究。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扶显微镜的平衡姿态并不好找，“小大历史”的研究中有公认说服力的实践者尚不算多。

　　大历史以看似简单粗暴的方式实践着跨学科，反思当下学科、专业的分化对知识整体性的瓜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分离多年后有所回融。而去人类中心化的立场，既表明人类认知自我局限的理性，又不失探索宇宙的想象力、好奇心与开放心态，也在深刻地回应着现代人探寻归属感的心理需求。这些，都是大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流派内含的道义责任。

　　不过，当人类历史的具体血肉被浓缩成为能量流或是金凤花原理，人类是否甘愿承认这就是精华？正如国内学者孙岳所言，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显得天真和乏力。但大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也证明人类讲故事的艺术与听故事的执着，从未被消解。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即便在这些“现代创世神话”中，洪水或诺亚方舟被置换为引力或能量流，科学也成为现代神话的创造者，但伏在神话背后的那股潜流，自古到今，不止于世俗的心理需求。

　　当科学不断进化“历史该从何讲起？”的答案，这道潜流依然在左右着历史该如何讲述。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