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历史”的冲击

　　今年随着“火星上发现了水”和“引力波的发现”，科学的话题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大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慨，在宇宙面前，人类不同族群、宗教、政治立场间的冲突显得过于渺小和无意义了。而以《极简人类史》和《人类简史》为代表的“大历史”进入中国，也以同一种逻辑，对传统历史研究和民间历史读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并激起了不小的回音。《新京报》分别采访了世界史专家钱乘旦、中国史专家赵世瑜、大历史研究者孙岳和《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的作者押沙龙，寻问“大历史”的历史内涵。

　　“大历史”的问世是对当代关乎人类生存不确定性的回应

　　孙岳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大历史研究者，著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

　　新京报：“大历史”与历史学学科关系如何，能否说它已经形成一股历史研究潮流？

　　孙岳：学科的建制通常是画地为牢、各管一方，而“大历史”肯定是与此格格不入的，所以也常为专业史家所不容，但这并不妨碍大历史在民间或青年学生中的魅力。往往有很多人不顾学科界限，依然渴求着对人生甚至人类根本问题给出答案或思考空间的作品。我认为大历史是一种“历史研究潮流”，而且这种潮流或运动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新京报：在“大历史”的潮流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动力或机制？

　　孙岳：真正的“大历史”，试图以人类的全部知识廓清包括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万物的来龙去脉，所谓“有无之间”（第一本大历史教科书的题目）的一切。从深层次看，“大历史”的问世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关乎人类生存的种种不确定性的激烈回应。

　　在“大历史”学家看来：“在一个充斥着核武器、生态危机俨然跨越了众多国界的世界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此背景下，那种主要关注民族、宗教和文化分立的历史叙述显得狭隘、不合时宜甚至非常危险”；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声称任何形式的元叙事都不过是对既定权力的维护，从而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混乱、断裂和无意义，而这种虚无主义的论断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并无助益。作为回应，“大历史”的目标就是要谱写一部能够赋予当今人类社会以“定位感”和“归属感”的“现代创世神话”。

　　新京报：作为对西方史学乃至文化一种回应的“大历史”，因何受到一批中国读者的欢迎？

　　孙岳：大历史学者排斥诸如“上帝”或鬼神之类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所谓“事实”作为历史论证的依据，以“经验式的”可知的证据为依托，这一点特别容易与“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传统相契合，也使得“大历史”容易在中国读者中找到共鸣。

　　新京报：可否为对“大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读物？

　　孙岳：想了解当今人类的处境，可以读一读《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或《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关注宇宙、宇宙研究现状及人在其中寻求意义的读者，可读一下《新宇宙与人类的未来：共有的宇宙观将改造我们的世界》；若想“一册在手，便粗觉寰球凉热”，《极简人类史》是难得的一部好书。

　　“去人类中心主义”处处渗透着人类的价值观

　　押沙龙 工程师，作者，青年学者，著有《写给上班族的世界史》。

　　新京报：写作和阅读“大历史”著作，是否需要特定的知识储备？

　　押沙龙：写作或者阅读大历史著作，最大的要求就是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以《人类简史》为例，它里面有大量的生物学、人类学、进化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很多读者读了《人类简史》后很震惊，觉得脑洞大开，其实里面很多知识点都是来自于这些学科，而惯于读历史的读者往往对此不太熟悉，所以才觉得这是一本横空出世的怪书。

　　新京报：“大历史”作为一种框架，最主要的优势和局限有哪些？

　　押沙龙：“大历史”可以拉大我们的视野。就像我们生活在一条河边，研究它的水文，探测深度，摸清楚每一个拐弯，但从上空看看它的完整轮廓也许会发现，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一些曲折其实并不重要，而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水文特征可能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大历史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容易大而无当、模糊焦点。研究大爆炸和恒星的产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多少有点怀疑。就像胡克说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其次，“大历史”要求学科之间的紧密融合，现在学科的发展是否达到这种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就我个人感觉，“大历史”容易流于凌空蹈虚的论述，成为一种变相的历史哲学。

　　新京报：随着“大历史”观念的提出，“去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一个充满争议和困惑的论题，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押沙龙：“大历史”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更多是一种写作范围扩大后的附带结果。“大历史”把写作范围都扩大到宇宙大爆炸了，怎么可能还去坚持人类中心，那个时候又哪有人呢？自然也很难坚持人类史价值的终极标准。

　　这里牵涉到学科类型的不同。大家不会讨论《电磁学通论》或者《微积分》里有没有坚持“去人类中心主义”，因为知道那是科学；但是在《史记》或《罗马帝国衰亡史》里，人类的价值就成为核心的东西。“大历史”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所以才会有这种困惑。其实我觉得这种争论并没有太大意义。像《人类简史》这样的著作，当然可以说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但也处处渗透着人类的价值观和福利考量。你可以不把自己放到中心地位，但是你的视野依旧是人类的视野。你可以不站在舞台中心，本分地躲在角落里看，但你的眼睛依旧是人类的眼睛，你关心的依旧是人的命运。

　　“大历史”是新瓶装旧酒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著有《英国通史》等世界史论著。

　　新京报：应该如何理解“大历史”在今天的出现？

　　钱乘旦：西方学界喜欢把以前曾经有过的东西拿出来，给一个新的叫法，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相当于“时装”，现在流行的款式可能是二十年前流行而被人遗忘的东西。“大历史”并不是新东西，首先，所有的知识都已经存在，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几百年间积累起来，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所谓的大历史也写不出来。另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写过“大历史”，比如英国费边社的威尔斯写过一本《世界史》，从宇宙形成一直讲到19世纪，所以这个概念也“不新”。

　　新京报：所以今天谈论的“大历史”，其实是一种史学观念的再现？

　　钱乘旦：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经历了一个由系统化、体系化向细化和碎化变化的过程。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是系统化的“宏大历史”，但是从60年代起，历史学界有意识地“去意识形态化”、“去理论化”、“去体系化”，讨论的问题不断缩小，切入的观察点不断细化，最后把历史研究变成了碎片。但是，从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长时段考察，会发现“宏大历史”和“微观历史”此起彼落的间隔性轮替。60年代向“细化”发展，到80年代、90年代却出现“全球史”、“大历史”，这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碎片化之后，试图重新建构某种体系，因此是西方历史学间隔性轮替的一个周期。

　　“大历史”并非是对“正统”史观的挑战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理论专家，著有《小历史与大历史》。

　　新京报：“大历史”是否对传统的历史研究形成了一种挑战和反思？

　　赵世瑜：在历史研究中，从来都有关注个别和一般的研究，我不以为是对“传统”或“正统”史观的挑战，也不认为是一股潮流。不能因为一两本书的畅销，就说某种主题的研究走红。从来都有读者喜欢个别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有人喜欢宏观思考，目前来说还是前者占主流，后者主要集中在白领群吧？当然，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史学致力于回避历史中的宏大叙事，显得对历史个案比较重视，出色的、新的宏观叙述不太多，也是事实。所以这样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求。

　　我以为历史研究就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除了自然史以外。希望人类注意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对的，但注意环境或自然界还是为了人类。

　　新京报：读者怎样与这种大历史读物相处？

　　赵世瑜：写作这类作品的学者的做法往往是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写出来。所以读者读这类书，主要应该去体会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去注意他提到的史实。因为这么广阔的范围，作者怎么能都懂？只是选择、利用别人的成果，来印证他的思想。

　　□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