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拉金 “平凡的大师”冷眼看世界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英语诗坛上，菲利普·拉金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于1922年出生，年仅63岁就因喉癌去世的诗人一生中仅出版了薄薄的四部诗集，除第一本处女作外，每本都大受好评。1984年，在拉金诗歌声誉的顶峰，他曾经拒绝了英国桂冠诗人的头衔。诗人同行尊敬他，诺奖加身的大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过，对于菲利普·拉金，唯一的抱怨是他写的太少了。正因如此，今年年初由诗人舒丹丹毕十年之功译出的拉金诗集《高窗》才如此令人瞩目。

　　牛津诗篇

　　——给莫尼卡

　　我们共享一座城市却浑然不知，

　　在灯火管制、黄油匮乏的日子，

　　直到我们离开，愉快地离去

　　（不同于那些留下来的马屁精），

　　它是否钻进我们的头脑，像一块

　　学问和礼仪的试金石？

　　因为老地方已没有太多格调，

　　我们所知的另外两个也变得更少。

　　……

　　三十年就这样过去，当买蛋糕的队伍

　　和咖啡店随着招牌消失，

　　新实验室里的新人完成突破，

　　古老的房子被清扫重又修复，

　　学生们不辜负黑皮册子里的

　　评语，甚至超出，

　　它抓住了我们，正像我们读过的《跳蚤》，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处。

　　视角疏离 不想打动任何人

　　阅读拉金之前，有必要知晓一些他的生平。这位深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不仅写得少，惜墨如金，与文坛的关系也相当疏离。尽管以一等荣誉从牛津大学毕业，拉金却终其一生都在英国小城的图书馆工作，甚少公开露面，保持了近乎隐士的身份。他终身未婚，曾长期寓居出租公寓，直到晚年才买下了自己的房子。

　　这位生活中的隐士在写作上也常被视作传统与保守的象征。在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二十世纪中期，拉金却坚持以传统英诗的格律写作，坚持用韵。他对二十世纪英美诗坛流派纷纭的演变与争吵向来漠不关心，对复杂、玄虚、足以显示诗人语言与智力优势的修辞手段毫无兴趣，而是坚持用直接而清晰的口语化语言写作。他的诗题材有限、取材普通，对战争、政治等宏大主题绕道而行，所及之处无非是家庭、工作、普通人的生活和对生老病死的感悟。沃尔科特曾称拉金是“写平凡的大师”，并曾说过，“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平凡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现，它们在英诗中才获得了非常精确的定义。”

　　拉金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而且是大英帝国终结后，远离繁华大都市伦敦的、普通英国外省小城的普通人的生活。诗集里有为数不少的人物诗，他们的身份是去世的前任租客（《布里尼先生》）、平凡的家庭主妇（《下午》）、早逝的同学或熟人（《多瑞克和儿子》、《哀悼怀特·梅杰》）、和农夫打交道的乡下生意人（《生活》）、火车旅行途中见到的参加婚礼的人（《降临节婚礼》）。

　　如果说普通的人物诗多少都带“歌咏”的情调与感伤意味，拉金的人物诗却是冷静疏离的。在这些诗里，拉金想要以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的身份，向我们描述一些人生的侧面：

　　父亲们外套下系着粗粗的皮带，

　　额上满布皱纹；母亲们响亮又臃肿；

　　某个舅舅嚷着脏话；接着是电烫的头发，

　　尼龙手套和珠宝仿制品，

　　柠檬黄，紫红，和橄榄赭

　　（《降临节婚礼》）

　　口语式的语气，陈述式的语调，普通的细节是这些诗句最直接的特色。拉金似乎并不想在这些诗中打动任何人，在他的眼中，昔日湖畔诗人笔下那个恬静丰美的英格兰是一个“野草一样模糊的国度”。

　　他乐于记叙的是那些最为普通的、常常昭示着某种旅行视角的地方——车站，酒店，酒店里的小酒馆，没有名字的商店——以及旅途中的散漫所见。在拉金的笔下，不管是出于公务或是其他目的的旅行，旅途都是几乎剔除了一切浪漫色彩的：车窗外望出去的是“浮着工业泡沫的运河”，在星期五晚上的皇家车站酒店，“所有的销售员都已返回利兹，留下满满的烟灰缸在会议室”。如果说这些诗里有什么深沉的感情，大约就是一种行旅的孤寂和与环境的粗俗丑陋相对应的淡淡的悲哀。

　　反抒情性 挣脱浪漫主义传统

　　翻译家、英诗专家王佐良先生是最早向国内译介拉金诗歌的译者之一。他曾经疑问平淡、低调、嘲讽的拉金诗歌读头何在——“华兹华斯的恬淡何在？雪莱的激情何在？济慈的乐歌何在？整个英国诗的优美的抒情传统又何在？”但他当然知道，拉金的成功正在于他的反抒情性。

　　有趣的是，拉金其实正是从英国诗的抒情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看菲利普·拉金怎样从一个已然僵化、无力的浪漫主义传统中挣脱出来，是深具启发的，因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正是现代主义发端的最大动力。不过，拉金却没有走向艾略特、庞德式的缠绕、晦涩、抽象的现代主义，而是发明了一种极为个人化的，直接、清晰、极简的现代风格。他曾经明白无误地表达过对于某些现代诗的不满，因为它们是一些“如果没有参考资料就无法明白的诗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新的坏诗歌，“不是旧时那种尝试打动读者但却打不动的诗歌，而是一种甚至不去尝试的诗歌。”（《黄灿然译拉金随笔五篇》）

　　拉金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之一，在于它不拒方言俗语，大白话甚至是脏话，“当我看见一对年轻人，/猜想他在操她”是他开始一首诗的方式。在此，格律的精致规整恰恰为那些时而粗粝的表达提供了支撑，让它们不致滑向无聊与庸俗。

　　然而，麻烦的是，生活在拉金眼中似乎本就是无聊与庸俗的，那些写人状物的诗奠定了拉金诗歌的基调——低沉、灰败、悲观。或许在现代诗坛上，没有哪一位大诗人的作品是比拉金的更关乎人生的，而拉金那些最广为传颂的诗，也大多是直接表达人生观的诗。他憎恶工作，写有名句“我为什么要让工作这只癞蛤蟆/蹲伏在我的生活上？”；他怀疑婚姻与家庭，本人终身未婚，并忠告世人“痛苦代代传递/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趁早跳将出去/可别再养什么孩子”；他陈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不可沟通性，“说这些，对一些人/毫无意义；对另一些人/无话可说”。他的全部作品，至少从表面上看，的确显示出了一种“憎恶人类”的情绪。对自己作品的流行，拉金本人倒是有过相当简单的分析。1979年，拉金在接受英国的《观察家报》采访时说：“我觉得书写不快乐，可能是我流行的原因。”

　　写作面具 “书写不快乐”只是策略？

　　拉金的话，我认为是理解其作品的钥匙之一。怀疑、孤独、不满和无意义无疑是最“正统”的现代情感，拉金所做的，是让它们成为自己的标志。他的自剖也提醒我们去注意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那样热衷于书写不快乐，可能不过是一种写作策略。那些尖锐与绝对的表达，或许不完全是人生的真相，而是出于一种修辞的需要——一种制造现代警句的有效方法。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看穿拉金的面具，因为文学作品永远是独立于作家本人的，拉金引发争议的地方正在于此。对许多人来说，拉金笔下的世界无疑过于悲观和暗淡了。另一位诺奖诗人谢默斯·希尼就曾撰文比较拉金和叶芝对于死亡的观念。希尼认为，叶芝与拉金的区别在于，叶芝为人类的苦难与生命的虚无提供了超越性力量，是对生的肯定，而尽管拉金作品中有真相和美，却未能提供这种超越。我曾经见过的另一位美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怀温伯格曾尖锐地问：“你喜欢菲利普·拉金？为什么？！”

　　事实是，我对拉金的感情并不稳定，有时候我被他的怨诉、咒骂、否决所打动，为他对生命严厉与虚无一面清醒所打动，有时候又感到厌烦或无动于衷。或许对文学作品的口味也像对食物一样，与每个人不同时刻的心情和状态有关。但无论何时，我发现我都愿意回到这样的诗句：“日子有什么用？/日子是我们的栖身之所。/它们来了，唤醒我们/一次又一次。”它有如禅诗或俳句般的轻盈明智总是能让人微笑，它轻柔的否定与叹息，是带给我愉悦与抚慰的肯定。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