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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1)

2016年05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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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繁忙无比的人。这位白俄罗斯的女记者,习惯带着她的录音设备和笔记本满世界飞奔,“带着真诚和快乐,继续做着自己渺小的工作”。

  2016年初,她的“乌托邦之声”最后一部——《二手时间》的中文版面世,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发去了详细的采访信件。在两个月的等待后,67岁的阿姐发来万字回复。据说这些问题她答了好几天,过程中因触发“过于深沉的情感”而数度搁笔。

  2016年,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发表500周年。世世代代,无数人类试图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梦想,从未熄灭,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了这一点,她无不悲哀地预测,“乌托邦还将会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在写《二手时间》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这样一个困惑:人们带着咒骂和眼泪,送走了“二手时代”。25年过去了,人们看待“幻灭的乌托邦”时,还能不能心平气和?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个问题忧心忡忡,她看到了后苏联时代人在面对普通生活时所展现的笨拙。她不能忘记,在清理切尔诺贝利事故时,一天晚上,她坐在善后处理者的宿舍里。桌上立着一瓶三升装的家酿酒,大家聊起了齐奥尔科夫斯基和戈尔巴乔夫,聊起了斯大林和希特勒,聊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这时一个上年纪的女人来送吃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看见这个女人的那双有大大的红点的手,“您的手怎么了?”“我们每天给我们的孩子们洗工作服。工作服有毒。上头许诺说送来洗衣机,但是没有运送过来。我们只好用手洗。”“这怎么行?”“上头许诺了。”办公室主任摆摆手,继续高谈阔论。

  她相信,西方人更乐意谈谈洗衣机,而不是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疯狂的思想。可是俄国人不行,因为“俄罗斯人不想简单地生活,想要为了什么意义而生活。俄罗斯人希望加入伟大的事业”。

  这“伟大的事业”,却蛀空了他们的内心。曾有的禁锢解除了,为挣脱禁锢而遭受的苦难,并没有让人们的精神变得更丰富。当乌托邦远去,日常重新回归,人们还知道该如何生活吗?

  见证俄罗斯的经验

  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

  新京报:在谈这本书之前,我记得你曾说,无论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塔吉克人……说到底都是同一种人,叫做苏联人,那么你觉得“苏联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性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俄罗斯人,或者说苏联人,最大的特性在于,我们的资本是痛苦。这是我们经常获取的唯一的东西。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痛苦。我怀疑,在我的书中,正是它吸引了西方的读者,让他们觉得惊奇。就是这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活下去的勇气。

  今天到处都需要这种勇气。在萨拉热窝就曾是这样。不可计数的坟墓。人不仅被埋在坟地里,还被埋在运动场上、公园里。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就像恐怖故事……一个人体内的人性所剩无几。只有薄薄的一层。

  为了活下来,俄罗斯的经验是需要的。俄罗斯的文化中,具有人类在地球上建设天堂的最天真、最可怕的尝试,最终这一尝试,以一个巨大的兄弟般的坟墓告终。我认为,观察这个实验、做完这项工作是重要的,因为“乌托邦还将会长久地对人进行诱惑”。

  新京报:《二手时间》是你的“乌托邦之声”的最后一部,你会如何描述这本书?

  阿列克谢耶维奇:它讲的是最近几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了那么久,但所有人都很失望,无论是曾经持不同政见的人,还是商人、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甚至是流浪汉。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街上的人比作家们更加有趣。

  为了理解我们曾生活过的时代,我使所有人发出声音。每个人都在说出自己的真理。我本人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但为了勾勒那个时代的形象,我应当听各种人的声音。

  这本书的先声和草稿,是《被死神迷惑的人》,一本描述社会主义帝国废墟上自杀事件的书。一幅解体后的心理肖像画。我选择了那些与时代紧紧相连,像粘在胶水上的飞蛾一样,粘连在时代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与一种思想之间画了等号。今天这显得怪异、不正常,而当时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这都是一些诚实的、坚强的人——阿赫梅罗耶夫元帅、女诗人尤利娅·德鲁仁娜、1941年布列斯特要塞英勇的守卫者季梅林·基纳托夫……

  新京报:在《二手时间》的扉页上,你引用了大卫·鲁塞的话,“受害者和刽子手同样可恶,劳改营的教训在于兄弟情义被践踏。”而你在书里,亦表达了这样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混淆善与恶的差异,“选择性遗忘”就是一种典型做法。在我看来,善与恶是一个根本问题。《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一个主人公在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喜欢上了一位成年女性,奥利娅姑姑。后来他读大学时,改革开始了,妈妈告诉他,奥利娅姑姑出卖了自己的亲哥哥,致使他被关进了集中营。这个时候,奥利娅得了癌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来到她那儿,问她:“你还记得1937年吗?”她回答道:“哦,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是我生命最好的时候。我那时非常幸福,有人爱着我……”他问;“可是你的哥哥呢?”而她回答说:“在那个年代,你能找到一个诚实的人吗?”他震惊了——关于那个时代有那么多描述,出版过那么多本书——而她却一点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行为的正确性。

  新京报:对于亲历者的这种“选择性遗忘”,你会如何评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混淆了善恶之后,我们就丧失了判断力。我们以为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书,生活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但书籍刚一出版,所有的人都奔向了其他的东西——奔向了消费主义。生活如潮水一般涌来。或许,人们选择了新型的洗衣机代替卡拉什尼科夫的自动步枪,把精力消耗在这上面是件好事。但这些精力还是消耗掉了。以前还可以说,恶就是贝利亚,就是斯大林,它已经被人格化了。而事实上,恶散落在生活之中,生活的惯性本身将它掩盖住了。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惯性,能够遮盖住一切它想要隐藏的东西。当然,也还是会疼,会叫。我想:总有一天,所有人都会醒悟。

  (下转B03版)

  B02-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特约俄文翻译/张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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