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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2)

2016年05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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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时间》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
苏联少先队宣传图,孩子们在列宁的注视下长大。

  (上接B02版)

  现在到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建设、家园建设的时代。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学习思考自身,讲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这种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和我们的人聊一聊支撑生活的那些事物。

  来自历史的束缚

  人变得更加开放,却不自由

  新京报:在《二手时间》的开篇你曾提到,在为创作这本书而进行走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你遇见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的人,总会问同一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为何两代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如果不管怎样都会重复,它们又能教会我们什么?我经常问自己这件事。当我向我的主人公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它迫使人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痛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他们最主要的劳动。但事实证明,痛苦并不能转化成自由。阿赫马杜林娜写过这样的诗句,“刽子手和受害者在同等程度上毁坏了孩子纯真的梦”。而沙拉莫夫的话更加残酷无情——“集中营的经验只有在集中营里才被需要”。我没有答案。我应当诚实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从小就被恶与死的主题折磨,因为我成长在一个战后的白俄罗斯农村,在那里每个人谈的就是这些。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的痛苦没有转化成自由?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也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从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夸大了痛苦的魅力。就像夫谢沃洛特·洽普林所说的那样:谢天谢地,填饱肚子的时代过去了,人应当受苦。但这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异化。我开始想,相反地,痛苦固化了人的心灵,它再也不能够发展。不管怎么样,为了发展,人需要幸福的、正常的生活条件。这也是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辩论——我终归会站在沙拉莫夫那一边。

  新京报:从“乌托邦之声”的第一本书《战争中没有女性》到最后一本《二手时间》,你是否认为书里的主人公发生了什么变化?

  阿列克谢耶维奇:现在唯心主义的人变少了。甚至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也感觉自己被骗了,他们从那个大馅饼中什么也没有分到。除了那些躺在盒子里的奖章,他们没什么给自己的子孙。而对于他们的孙子来说,这些奖章已经一文不值。

  现在人们谈论自己的时候更加坦率,他们原原本本地谈论一切。也就是说,如果阅读我们的经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以前仿佛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人:那些作品中没有一个具备内脏器官的人。为什么人们会读西方文学?因为那里谈到了身体,谈到身体的秘密,谈到爱情既是美好的,又是可信的。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学中一点也没有!而如今人们聊天已经百无禁忌。人变得更加开放,却不自由。

  我没有见过自由的人。所有人多多少少还像苏联时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被束缚,被定在某种经验之上。但坦诚已经显露了出来,致力于某种宽阔的才能已经出现,词汇量在发生改变。我在我的新书中要写的恰好是这种感官的新脉络,词汇的新脉络。

  寻找生活的重心

  法国人有多少种词描述爱情啊

  新京报:苏联解体后,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发生的种种,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评价90年代时,我会更加小心。不管怎么说,这曾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还记得,人们的脸转换得多么迅速,连行为举止也是。自由的空气令人迷醉。但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要在这块地方建什么?

  那时我们想:数千人读完了《古拉格群岛》,一切都要改变了。今天我们不仅读了索尔仁尼琴,还读了拉兹贡,还读了丽姬娅·金兹博格……然而改变得多吗?不久前我在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那儿找到了表达现状最准确的形象:以前所有人和一个巨大的怪物作斗争,这种斗争使得一个小人儿变大了。等我们战胜了这个怪物,四处回望,突然看到,现在我们需要和老鼠们生活在一起。在一个更加可怕,更加陌生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怪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的种属里钻来钻去。不知为什么,它却被称作自由。

  新京报:你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复制品的世界,那我们应当怎样从这个世界走出来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最终应该发声了。应当作出一些思索,考虑我们处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情。应当展开与社会的对话。

  在俄罗斯历史中,首次出现这样的状况——精英分子远离了自己的职责。非政治性和奴性成为合乎规矩的、价格不菲的商品。精英们突然开始不加挑剔地为权力和钱袋子服务。不久前我听一位年轻作家讲:“我身价很高。”“你是指你的书?”“不是,是我能提供的政治服务。只要我站对了队伍。”而以前,正派的作家选择的是其他的东西。

  新京报:你选择的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选择探索人的幸福和痛苦之谜。所有人都倦怠、困惑于冗长的历史停顿。我们依然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有所收获。这是为什么呢?它盘踞在了人的脑皮质下层。在这之后,人才转向个人生活,转向爱情。

  譬如说,表示“雪”,我们只有一个词“Снег”,而楚克奇人有几百种表达。他们对于湿雪和干雪、晚上的雪和早晨的雪都有单独的词汇。法国人有多少种词描述爱情啊!而我们只有“玫瑰”或者“眼泪”,要么就是黑话。

  我们没有幸福的经验,我们的整个历史,要么是在战争,要么是准备战争。我们受到自身历史的压抑。从没像瑞士人荷兰人那样生活过。在那些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的重心:与其他人——男人或者女人的约会。而我们只有战争、解体,现在乌克兰正深陷僵局……而50岁之后聊天的内容只有孩子。我已经采访了几百人。在这些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幸福的人。有的只是惊心动魄的意外,以及被忽视的幸福。

  孤独灵魂的建设

  学习思考自身,讲述自己

  新京报:今天的俄罗斯人,除了伟大的历史和平庸的生活这二者的摇摆选择,是否正在萌发出一种新生的追求?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家不是占卜师,也不是魔术师。他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他能分享的只是自己思想、自己的心灵起作用的那部分知识。

  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错在戈尔巴乔夫、盖达尔、雅科夫列夫……这都是受害者的心理。或者说,1993年伊戈尔·盖达尔有没有权力号召人民去市政府呢?从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他做的是对的。那或许是人民听到的60年代人的最后一次呼吁。紧接着现实就破碎了,分裂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斗争的文化、街垒的文化,在我看来,已经成了陷阱。

  现在到了一个孤独的灵魂建设、家园建设的时代。我听到新的话语,其中出现了新的音调。我猜,人在渴望幸福。面向自身的幸福,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学习思考自身,讲述自己。我想把自己的主人公从这种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和我们的人聊一聊支撑生活的那些事物。

  新京报:当你在探寻个体幸福之谜时,你会和一个个具体的人谈些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可以谈论幸福啊。幸福就是整个世界。那里有那么多角落、窗户、门、钥匙。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有一个从阿富汗回来的小伙子对我说:“当我的孩子出生时,我痴迷地嗅着襁褓。我疯狂地跑回家,就为了闻到这种气味。那是幸福的气味。”

  当一个人爱上别人,或者开始考虑幸福,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才不是生活,而是真正的存在感,你接近了永恒。你想笑又想哭。我听着、看着这个激动的人,对我来说他的心灵就像是进行远距离宇宙交流的工具。总之,尽管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行为,我还是想弄明白: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那样痛苦地哭泣和祷告?

  新京报:有没有可能,对于那些经受很多磨难的人来说,活着(幸福)比自由更加重要?在西方,如你所说,他们需要了解的是痛苦的经验,而我们可以从西方学习的,恰恰是幸福的经验。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战争中,在集中营,人很快就会转变成动物。甚至有人告诉我转变的期限——三天。我在研究这条人的道路:向上——抵达天空,向下——成为兽类。我想您所说的幸福,是指人身上的动物性部分吧?

  在关于爱的故事中,尤其是在人们越来越多聆听自我的今天,我了解、探寻到,人身上的动物性,以及那个名为身体的存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今仍然是很少被我们的文化所掌握的、神秘的空间。我们的文化是高傲的,它关注的都是灵魂的问题,而动物性,那些潜藏于自身而被我们所鄙视的东西,受到压抑和掩藏,等它突然从地下室里钻出来——多么丑陋!又是多么漂亮!那时我们会认识到自身许多不曾料想的成分:低劣的和伟岸的本性。

  不对我们本性中那些黑暗的、兽性的存在进行关注和尊重,怎么可能写出一本关于爱的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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