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要呐喊，不要假寐

　　眼前这个44岁的“70后”，怎么看都不像个作家。

　　板寸头，黑皮肤，穿的卡其色长袖衬衫皱巴巴，双手摊开都是老茧。点了一杯拿铁咖啡，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就不再碰了。

　　从农民到打工仔，再到成为打工作家，十六年里，他悄悄完成了身份蜕变。坐在咖啡馆里，他和我谈托尔斯泰和鲁迅，谈他的新书，表情凝重。

　　此次从广东来北京，是为了探望在中央美院读书的女儿。女儿爱画画，王十月年轻时也想当画家，不过他说这个愿望只能交给女儿了。因为他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他要写作。他是王十月。

　　较劲

　　要不要洗白“打工作家”的身份？

　　王十月是个不听话的人。他喜欢在自己的书里，多放一些刺，好让文学评论家拿捏不住他。

　　他生于湖北长于楚地。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去老年大学跟一群退休老人学习格律诗。每周六半天课，骑自行车往返120余里。迷上文学，开始在一些古典诗词刊物发表格律诗。

　　16岁，从穷山村到珠三角，他卷入打工洪流，搁下文学梦。1999年，28岁，已为人夫为人父，在建筑工地抬水泥，在酒店刷盘子，在工厂做印刷工，生活潦倒不堪。

　　此时，他听说广东有不少打工仔在写“打工文学”，他重新提笔，只希望发表几篇作品，能找一份文员之类的低级白领工作。终于有一天，在机器声轰鸣的印刷车间，王十月在公家的纸板背面，偷偷写下打工者的故事。从此，每天晚上他都趴在宿舍铁架床上，写几百字的故事，往报纸投稿。有一次他在上班时写小说，把主人公写死了，号啕大哭着跑出了车间，把工友们都吓坏了。一年以后，打工文学期刊《大鹏湾》发表了王十月的第一篇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他的文学梦开始了。

　　2004年到2007年，王十月在深圳宝安一个城中村搞创作，小说的发表门槛从打工期刊《江门文艺》陆续上升到主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这段时期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近百篇，长篇小说两部。从那时起，他成为打工文学代表人物。从东莞工厂流水线的打工生涯，到深圳宝安“31区”的自由写作，继而客居于东莞樟木头镇，在压抑的底层生活中，王十月持续思索着打工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凭借描写全球化背景下打工者艰辛历程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王十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由此，打工作家王十月破格加入广东省作协，享受副高待遇。

　　以“打工作家”身份获得主流文学界表彰和研究后，却公开宣称和“打工文学”划清界限，这是学者杨宏海在2007年“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后发现的“有趣现象”。《国家订单》得奖后，有评论家批评他“作为一个打工者，在书中为工厂老板说话，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王十月“辩白”：虽然很多人说他是打工文学的叛徒，但他只想尽量把小说写到最好。

　　深圳圈内人说王十月“狂妄”，而他的确想“较一下劲”——“虽然评论家好像要规定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但我为什么要被他们轻易左右？”加入作协后，王十月写了有浓郁神秘主义气息的中篇小说《白斑马》，被圈内称赞“艺术性很高”。“我只想告诉他们，这种‘文学性’的作品我也能写，但写完后我又去写打工题材的《人罪》了。你们说，我是不是要急于‘洗白’自己呢？”

　　犯规

　　新“罪感小说”充满悖论

　　五年来，当公众还在揣测王十月的身份意识时，他在自己的打工记忆里越走越深。

　　2009年写完长篇小说《无碑》后，王十月在电脑上敲下一句艾略特的诗：“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这“恐惧”，是王十月打工岁月中的痛点——收容遣送制度。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者，大抵都有过被治安队盘查暂住证、殴打、收容、勒索的经历，由此造成的悲剧无法统计。当年被收容遣送的打工者，大多学识较低，未曾意识到被收容遣送有何不妥，认为是自己触犯了法律，该当被收容。王十月也曾是其中一员。数年后他被噩梦纠缠，而在大众记忆中，有关暂住证、收容所、黑户的梦魇正在被遗忘。

　　王十月希望写一部小说，来抵抗遗忘。五年来，为寻找一种直面“被遮蔽的记忆”的方式，他“废掉了3个15万字”，终在2015年和2016年相交之际，交出一部不到20万字的《收脚印的人》。写完之后，他灭了所有的灯，独自在黑暗中大哭一场。

　　小说讲述了一个到深圳东莞一带闯荡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王端午，因早年迫使一打工妹坠河致死，患上抑郁症，为自我救赎，设局欲将曾一起参与过追捕的另外两名“治安队员”毒死，结果却被其中一名已当上公安局长的“队员”识破而捉拿归案。

　　王十月在书里混淆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他顾不上小说家的忌讳，有时甚至跳过角色，直接对社会种种现象一股脑儿地说出想法。

　　这是一部“犯规”的书——细节真实，框架虚构。王十月考虑过：如果用非虚构手法写这段历史，“故事的命运只可能是被压在抽屉里”。他用虚构手法以及家乡的民间传说“收脚印”来包装它。“有的人死之前，灵魂会回到过去，把一生走过的脚印都收回来，这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本“罪感小说”。在小说里有一个虚拟陪审团，每一章节都以仪式感的“女士们先生们”为开场白，被疑精神失常的“我”发出赎罪的呓语。看似开放式的结尾，是作者的“悖论”：如果“我”被判精神有病，则揭发罪恶是一场徒劳的指控；如果“我”被判精神正常，会因谋杀而获死刑，小说中代表“权力”的犯罪者将逃避审判。

　　王十月对这个“悖论”无能为力。

　　坦白

　　一个都不宽恕

　　作家能否用写作完成赎罪？他认为不能。

　　王十月常有无力感，又觉得自己软弱，新书不过是一场“虚伪的写作”，因为“没有谁会因一部小说当做罪证来指证那名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王十月就是这人物原型之一。他无法忘记许多年前那个南中国的夜，在深圳松岗，他和另一个打工者冷漠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他说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

　　因为痛恨自己懦弱，他要把自己放在审判台上。人物设定逐渐清晰，他要写四个人：作家王端午（知识分子）、区公安局长黄德基（官员、权力掌控者）、企业家李中标（财富创造与支配者）、打工仔马有贵（身处底层的可悲者）。这四人曾犯罪导致打工妹北川死亡，但他们都侥幸逃脱了惩罚。他继而设定，作家认识罪后开始救赎之举，企业家认识罪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但逃避救赎，官员拒绝并阻止忏悔与救赎，身处底层的打工者浑浑噩噩意识不到罪。

　　王十月原本希望托尔斯泰的《复活》是新书的精神底色。然而在书里，人们没有完成“复活”，只有一片精神荒漠。新书真正的底色，是艾略特那首表达西方一代人精神幻灭的长诗《荒原》。这么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当下，鲜有知识分子自觉开始自我救赎，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作为一个“底层作家”，王十月初入作协时，对这个主流文学权力场域看不惯，“作家们好像睡着了，看不见社会真相，整天在做艺术性空谈”。去年，王十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评论家张柠讲授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认为文学描写的东西离生活越近，离文学性就越远。一向喜欢刁难老师的王十月提问张柠：怎么看待杜甫“三吏”和“三别”的文学性？离生活近还是远？张柠答不出来。

　　当时，《文艺报》刊载了几个青年作家对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漫谈，评论家李敬泽很反感：“20年前我们谈他们，20年后你们还在谈，也不比我们有新意。那几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才能死掉？”王十月经常在不同场合提起李敬泽这句话。

　　王十月很少为写作的艺术性考虑，“我完全不想进入任何文学史，给我贴打工作家或者底层标签，我不拒绝也不炫耀，我只关心能用写作来思考什么。” 他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再思考，由其出身底层的孤立性和草根性，他很容易成为一种被规训的文学生存状态。“我一直害怕，有一天成为沉默的帮凶”。

　　几年前，《文艺报》让王十月写一篇创作谈，他写下《呐喊与假寐》，认为中国的写作者和知识分子都在假装睡着，对当下的文学乃至思想状况不在场，这篇稿子后来被毙。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件，恰逢当时诺贝尔文学奖预热阶段。王十月发现自己朋友圈里，作家们都在转发诺奖新闻，没有谁对大爆炸发声。

　　“我当时就想，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作何反应？他一定是一个都不宽恕。”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