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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十月 要呐喊,不要假寐

2016年05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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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害怕,有一天成为沉默的帮凶”。
——王十月
王十月作品录

  眼前这个44岁的“70后”,怎么看都不像个作家。

  板寸头,黑皮肤,穿的卡其色长袖衬衫皱巴巴,双手摊开都是老茧。点了一杯拿铁咖啡,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就不再碰了。

  从农民到打工仔,再到成为打工作家,十六年里,他悄悄完成了身份蜕变。坐在咖啡馆里,他和我谈托尔斯泰和鲁迅,谈他的新书,表情凝重。

  此次从广东来北京,是为了探望在中央美院读书的女儿。女儿爱画画,王十月年轻时也想当画家,不过他说这个愿望只能交给女儿了。因为他有另外的事情要做。

  他要写作。他是王十月。

  较劲

  要不要洗白“打工作家”的身份?

  王十月是个不听话的人。他喜欢在自己的书里,多放一些刺,好让文学评论家拿捏不住他。

  他生于湖北长于楚地。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去老年大学跟一群退休老人学习格律诗。每周六半天课,骑自行车往返120余里。迷上文学,开始在一些古典诗词刊物发表格律诗。

  16岁,从穷山村到珠三角,他卷入打工洪流,搁下文学梦。1999年,28岁,已为人夫为人父,在建筑工地抬水泥,在酒店刷盘子,在工厂做印刷工,生活潦倒不堪。

  此时,他听说广东有不少打工仔在写“打工文学”,他重新提笔,只希望发表几篇作品,能找一份文员之类的低级白领工作。终于有一天,在机器声轰鸣的印刷车间,王十月在公家的纸板背面,偷偷写下打工者的故事。从此,每天晚上他都趴在宿舍铁架床上,写几百字的故事,往报纸投稿。有一次他在上班时写小说,把主人公写死了,号啕大哭着跑出了车间,把工友们都吓坏了。一年以后,打工文学期刊《大鹏湾》发表了王十月的第一篇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他的文学梦开始了。

  2004年到2007年,王十月在深圳宝安一个城中村搞创作,小说的发表门槛从打工期刊《江门文艺》陆续上升到主流文学杂志《人民文学》。这段时期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近百篇,长篇小说两部。从那时起,他成为打工文学代表人物。从东莞工厂流水线的打工生涯,到深圳宝安“31区”的自由写作,继而客居于东莞樟木头镇,在压抑的底层生活中,王十月持续思索着打工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凭借描写全球化背景下打工者艰辛历程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王十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由此,打工作家王十月破格加入广东省作协,享受副高待遇。

  以“打工作家”身份获得主流文学界表彰和研究后,却公开宣称和“打工文学”划清界限,这是学者杨宏海在2007年“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研讨会”后发现的“有趣现象”。《国家订单》得奖后,有评论家批评他“作为一个打工者,在书中为工厂老板说话,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王十月“辩白”:虽然很多人说他是打工文学的叛徒,但他只想尽量把小说写到最好。

  深圳圈内人说王十月“狂妄”,而他的确想“较一下劲”——“虽然评论家好像要规定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但我为什么要被他们轻易左右?”加入作协后,王十月写了有浓郁神秘主义气息的中篇小说《白斑马》,被圈内称赞“艺术性很高”。“我只想告诉他们,这种‘文学性’的作品我也能写,但写完后我又去写打工题材的《人罪》了。你们说,我是不是要急于‘洗白’自己呢?”

  犯规

  新“罪感小说”充满悖论

  五年来,当公众还在揣测王十月的身份意识时,他在自己的打工记忆里越走越深。

  2009年写完长篇小说《无碑》后,王十月在电脑上敲下一句艾略特的诗:“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这“恐惧”,是王十月打工岁月中的痛点——收容遣送制度。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者,大抵都有过被治安队盘查暂住证、殴打、收容、勒索的经历,由此造成的悲剧无法统计。当年被收容遣送的打工者,大多学识较低,未曾意识到被收容遣送有何不妥,认为是自己触犯了法律,该当被收容。王十月也曾是其中一员。数年后他被噩梦纠缠,而在大众记忆中,有关暂住证、收容所、黑户的梦魇正在被遗忘。

  王十月希望写一部小说,来抵抗遗忘。五年来,为寻找一种直面“被遮蔽的记忆”的方式,他“废掉了3个15万字”,终在2015年和2016年相交之际,交出一部不到20万字的《收脚印的人》。写完之后,他灭了所有的灯,独自在黑暗中大哭一场。

  小说讲述了一个到深圳东莞一带闯荡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王端午,因早年迫使一打工妹坠河致死,患上抑郁症,为自我救赎,设局欲将曾一起参与过追捕的另外两名“治安队员”毒死,结果却被其中一名已当上公安局长的“队员”识破而捉拿归案。

  王十月在书里混淆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他顾不上小说家的忌讳,有时甚至跳过角色,直接对社会种种现象一股脑儿地说出想法。

  这是一部“犯规”的书——细节真实,框架虚构。王十月考虑过:如果用非虚构手法写这段历史,“故事的命运只可能是被压在抽屉里”。他用虚构手法以及家乡的民间传说“收脚印”来包装它。“有的人死之前,灵魂会回到过去,把一生走过的脚印都收回来,这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本“罪感小说”。在小说里有一个虚拟陪审团,每一章节都以仪式感的“女士们先生们”为开场白,被疑精神失常的“我”发出赎罪的呓语。看似开放式的结尾,是作者的“悖论”:如果“我”被判精神有病,则揭发罪恶是一场徒劳的指控;如果“我”被判精神正常,会因谋杀而获死刑,小说中代表“权力”的犯罪者将逃避审判。

  王十月对这个“悖论”无能为力。

  坦白

  一个都不宽恕

  作家能否用写作完成赎罪?他认为不能。

  王十月常有无力感,又觉得自己软弱,新书不过是一场“虚伪的写作”,因为“没有谁会因一部小说当做罪证来指证那名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王十月就是这人物原型之一。他无法忘记许多年前那个南中国的夜,在深圳松岗,他和另一个打工者冷漠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他说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

  因为痛恨自己懦弱,他要把自己放在审判台上。人物设定逐渐清晰,他要写四个人:作家王端午(知识分子)、区公安局长黄德基(官员、权力掌控者)、企业家李中标(财富创造与支配者)、打工仔马有贵(身处底层的可悲者)。这四人曾犯罪导致打工妹北川死亡,但他们都侥幸逃脱了惩罚。他继而设定,作家认识罪后开始救赎之举,企业家认识罪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但逃避救赎,官员拒绝并阻止忏悔与救赎,身处底层的打工者浑浑噩噩意识不到罪。

  王十月原本希望托尔斯泰的《复活》是新书的精神底色。然而在书里,人们没有完成“复活”,只有一片精神荒漠。新书真正的底色,是艾略特那首表达西方一代人精神幻灭的长诗《荒原》。这么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当下,鲜有知识分子自觉开始自我救赎,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作为一个“底层作家”,王十月初入作协时,对这个主流文学权力场域看不惯,“作家们好像睡着了,看不见社会真相,整天在做艺术性空谈”。去年,王十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评论家张柠讲授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认为文学描写的东西离生活越近,离文学性就越远。一向喜欢刁难老师的王十月提问张柠:怎么看待杜甫“三吏”和“三别”的文学性?离生活近还是远?张柠答不出来。

  当时,《文艺报》刊载了几个青年作家对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漫谈,评论家李敬泽很反感:“20年前我们谈他们,20年后你们还在谈,也不比我们有新意。那几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才能死掉?”王十月经常在不同场合提起李敬泽这句话。

  王十月很少为写作的艺术性考虑,“我完全不想进入任何文学史,给我贴打工作家或者底层标签,我不拒绝也不炫耀,我只关心能用写作来思考什么。” 他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再思考,由其出身底层的孤立性和草根性,他很容易成为一种被规训的文学生存状态。“我一直害怕,有一天成为沉默的帮凶”。

  几年前,《文艺报》让王十月写一篇创作谈,他写下《呐喊与假寐》,认为中国的写作者和知识分子都在假装睡着,对当下的文学乃至思想状况不在场,这篇稿子后来被毙。2015年天津大爆炸事件,恰逢当时诺贝尔文学奖预热阶段。王十月发现自己朋友圈里,作家们都在转发诺奖新闻,没有谁对大爆炸发声。

  “我当时就想,如果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作何反应?他一定是一个都不宽恕。”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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