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领导当庭“传话”也是干预司法

　　■ 社论

　　法院领导在合议庭就要纠错时“递书传话”打断节奏，这很难说是什么“监督”，而是干预司法办案。

　　近日，安徽淮南大通区法院公开审理并网络直播“诗人官员”徐沛喜受贿案。庭审中，坐在旁听席的该院某副院长通过法警“传话”给主审法官后，合议庭宣布该案延期审理。辩护人当庭提出异议，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因该案同步网络直播的缘故，公众也得以目睹这一幕。这引发不小争议。5月13日，涉事法院回应，现场所递内容系司法解释文本，发现庭审可能导致程序违法，遂履行“审判工作管理监督的职责”。

　　在镜头直播之下，坐在旁听席的涉事法院领导当庭“递书传话”，难免引发争议：有人从法庭纪律上评述，认为法院领导作为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更不得“递物传话”干扰庭审；还有人根据《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规定的“采取中止审理、延长审限、不计入审限等措施拖延结案或者压缩办案时间结案”属于“特别报告事项”，来指出其问题。

　　但网上也有专家称，在涉事副院长不掌握其具体提示内容的情况下，这可视作以较巧妙的方式对合议庭进行业务指导。可说到底，法院副院长有的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职务，而并非案件合议庭成员，插手具体案件的实体问题，不合适。

　　当地法院称，该副院长是尽到审判工作管理监督职责。可就该案看，说这是监督审判工作，有些牵强。毕竟在该案中，其“递书传话”的节点很微妙——那就是辩方的证人就要出庭时。

　　要看到，该案有些情节很是耐人寻味：在庭审过程中，辩方认为指控事实“依赖口供”，提出让证人出庭作证，但被合议庭以“证人不愿出庭”为由拒绝，辩方称己方有证人愿意出庭，就在合议庭许可、正进行证人身份核实时，副院长“及时提醒”，打断了节奏。

　　按理说，证人出庭作证本应是诉讼常态，在法庭接受多方质证也能还原真相。但现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证人不出庭反成了常态。这跟我国刑诉法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有关。它还规定公诉人和诉讼参与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法院对“有无必要出庭”有自由裁量权。

　　该案中，辩方向法院申请了证人出庭，法庭没以“无必要出庭”拒绝，却以“证人不愿出庭”为由答复辩方。结果辩方说证人愿意出庭且已在庭外等候，法庭被逼到了墙角，同意并传证人出庭，这也是纠正之前“在有必要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未通知”的做法。法院领导在这时“递书传话”，也影响了法庭纠错，这很难说是什么“监督”，而是干预司法办案。

　　现在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标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并出台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问责机制。期待当地检察机关监督此案，而接下来的审理中，有关领导也能放开手脚让合议庭审理案件，而非有意或无意地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