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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材同性恋争议,为何久拖不决

2016年05月2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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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察家

  教育部门应该正视这名女生的行政复议申请,认真审查高校教材,是否存在歧视性内容,并把这作为推进建立开放教材编写机制的契机。

  2016年,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化名)依然在坚持与教育部的“战斗”。据媒体报道,2015年,秋白因为“高校教材同性恋争议”打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起诉教育部、被学校“出柜”的教材保卫战。近日她告诉记者,今年1月起,她与全国各地80名小伙伴给教育部寄去“教材中同性恋介绍有问题”的举报信,没有得到教育部回应。4月25日,她就举报信未回复一事再诉教育部,得到不立案的答复。5月16日,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她再次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并表示不排除再次起诉教育部的可能性。

  对于中大女生因教材歧视同性恋问题,舆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她在“炒作”,有的则支持她,赞成她继续起诉或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其实,任何公民都有权对面向大中小学生的教材中的内容,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而教材的编写本就应该开放,听取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教育部门应该正视这名女生的行政复议申请,认真审查高校教材,是否存在歧视性内容,并把这作为推进建立开放教材编写机制的契机。

  既然高校教材中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那就没必要“敏感”。教材的编写,是教育和学术范畴的专业事务,应该排除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干扰,站在教育与学术的专业立场,进行审视。教育部门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教材编写自主权的同时,督促教材编写者遵守出版规范,不要在教材中出现有违公平的歧视性内容。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对教材的内容具有审核责任,大学生就高校教材中的歧视性内容向教育部门提出举报和申诉,也是合理的。

  这一体系的最要命的问题是,在大一统的教材编制模式下,负责审核的教育部门行政人员却未必有相应的专业水准,或者精力有限,或者水平有限,因而难以发现一些教材中的问题。像高等教育教材出现对同性恋争议、不科学的内容,如果稍微负点责任,如果稍微有些常识,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引起争议的问题。

  这样的教材及其引发的问题,恐怕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编制机制之下,教育部门又不得不为,教材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为具体编制者的个人水平问题背黑锅。

  所以,教育部门回应这个问题,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教材有争议,改就是了。当然,要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还要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权。未来,应该鼓励高校或教师有更大的教材编写自主权。这样教材出现问题,就不是政府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全国性的教材,则应建立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学生共同参与的高校教材选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各种观念可充分表达,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减少争议。

  毋庸置疑,在我国,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具有争议性。对于争议,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应该在教材编写中加以正视,教材编写者不应该还固守原有的观念,不顾忌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相关领域研究新的学术成果,在开放听取意见之后,再做出是修改还是保留原有表述的决定。这可以减少争议,也让教材更具生命力。

  □熊丙奇(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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