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撒谎的插画，跟儿童说说话

　　博洛尼亚是一座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小城，距离佛罗伦萨北部约100公里。1964年，当第一届博洛尼亚童书展诞生时，小城尚未有机场建成，却汇集了来自欧洲、俄国、日本和美国的参观者。

　　今年，被誉为“插画界奥斯卡”的博洛尼亚插画展落地中国，并将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展。插画展作为博洛尼亚的传统，在中国却仍是新鲜事物。当我们立在一幅插画作品前凝视时，插画，这一长期在中国存在却又一直“隐性”存在的艺术形式，终与我们面对面。

　　插画是面向儿童的艺术吗？

　　插画是一种主要面向儿童的艺术叙事吗？博洛尼亚插画展依托的母体便是博洛尼亚童书展。

　　或许是的。“或许”意味着这个答案的背景是当下大众、市场对于插画的普遍认知。由于插画的图像属性跨越了文字阅读障碍，它被更为频繁地用于绘本等童书。然而插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身具有更多值得探究和运用的领域。

　　插画可被视为插图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插图的历史可追溯到以版画形式出现在唐《金刚经》上的扉页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从未隐退。插画是一种应用性艺术，多与文本相配合；因大众阅读惯性更重文本，插图及其创作者插画师，长期处于“隐身”状态。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插画都尚未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被广泛认可和尊重。

　　插画逐渐浮现为显性，与近年来国内绘本的流行及插画展的引入有关。2004年，追随者中国出版政策的不断开放，来自日本的蒲蒲兰绘本馆在中国成立。此后十几年间，它带动着国内绘本文化的发展，由最初的冷清局面至当下的热潮。如今，“绘本”成为大众熟知的书类，亲子阅读也深入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它的风头早已盖过了“图画书”这一更为中式表达，从而使人们易忽略图画书在中国的悠长历史。资深插画师朱成梁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读小学时，市面上始终有20开、24开的图画书，至六七十年代也未间断。今天，出版行业在界定绘本文化的引入时间点时，普遍认同为十几年前。但若兼顾国内图画书的传统，不难发现，出版行业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国内大众对于图书类概念的认知。

　　国内图书市场中，绘本是插画的主要载体。但插画不只是面向儿童的叙事艺术，这意味着面向成人的插画及绘本同样存在，但在各国所占比例都不大。在意大利，成人绘本设有专门书店。不过，意大利插画师埃利安娜·阿尔贝蒂尼（Eliana Albertini)也不无遗憾地表示，成人绘本只占一小部分。

　　创作是否必须从儿童视角出发？

　　基于这种现实比例，大多数插画师都曾创作过面向儿童的插画。

　　当成年插画师向孩子讲述故事、表达情感或描述现象时，是否必须要从儿童视角出发？

　　“这似乎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我会很自然地进入到创作童书的状态”，朱成梁说，追着能激发画面感的文本画出童趣是天然性情。意大利插画师玛丽亚·加布里埃拉·加斯帕里（Maria Gabriella Gasparri）会在创作时回归到对俗世“陌生化”状态。伊朗插画师娜戈·穆罕默德（Narges Mohammadi）相信，“孩子们并不喜欢看和他们的画一样的作品，他们完全知道画画的是个大人”，因此，成年人何必刻意躲藏？

　　以儿童的视角创作，并不意味着把世界简单化。相反，当成年人思考如何与孩子对话，如何以全然清新的视角去理解并再现事物时，双眼直接所见的画面也被赋予了深度与意义。“要时常如此，而不只在创作童书插画时”，埃利安娜说。

　　一些插画师在摸索抽象的感觉和状态，另一些则从更具体的角度入手。日本插画师美山麻耶（Maya Miyama）会特别关注插画中小动物们的腿和树叶的具体形状，“当孩子们学会数数，他们就会着急去做。如果他们会数到小动物的腿或这棵树有多少叶子，作为一个插画师，我怎么能懒呢？”国内插画师岳帅则设想过在绘本插画中放入一些盐粒或毛茸茸的材质，从而帮助孩子体会味觉与触觉，不过国过尚未有出版社愿意实践。

　　对孩子视角的关注不限于创作过程。荷兰插画师亨丽特·保伦达斯(Henriette boerendans)介绍，在荷兰，书店和学校、孩子与插画师之间会有很多机会和方式对话；每年的最佳童书评选设有两种方式：家长评出，和孩子评出。

　　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应是一种价值认同，而非模式化的限制。

　　沉重议题能否出现在儿童插画中？

　　而当一个插画师认可孩子的理解力并尊重其知情权时，就很难再对孩子撒谎。

　　亨丽特·保伦达斯的作品多关乎动物权利，他的小读者年龄段多在3-6岁。“我会避免呈现小猪在农场里被杀害，我并不想刺激孩子。可我不会撒谎。当我为年龄段更长的孩子创作时，我会表达更多”。

　　多数插画师都认同，插画可以也应该向孩子呈现世界真实的面貌，包括战争、死亡、污染等沉重或残酷的现实。但如何表达的确棘手。各国插画师的回应呈现了一种和声：考虑到儿童心理特征与接受能力，以无强烈刺激性的方式与之对话，以温和而真诚的方式播下理解真实世界的种子，并期待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滋养其智识，引导孩子思考如何面对人生。

　　不过，插画师有心，还需出版社有意。即便在意大利，愿意接下这类主题的出版社也会被评勇气可嘉。另一位意大利插画师玛丽亚补充到，“具体到各个国家，当然会有各自的禁忌”。

　　打破禁忌需要一些先行者。在美国、印度，先后有插画师尝试创作以“9·11”和2004年海啸灾难为题的儿童绘本。2011年3·11日本海啸之后，多位日本插画师以此为题。当翻译本到台湾插画师徐铭宏手中时，他发现这些作品最终传达出来的是光明与爱的那一面。“以我自己来说，即使拿一个沉重议题来创作，仍希望读者在读完书后感觉到的是被鼓舞，而不是沮丧。”

　　插画师们在摸索一种平衡方式，如何在孩子面前既不回避事实，又能从沉重中生出光亮。

　　在国内，80后插画师满涛据作家梅子涵的《麻雀》创作了同名绘本。在疯狂灭四害的年代背景中，他试图以黑白画面讲述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这个不会一下子让人喜欢的绘本，因其“迥异”和价值，最终被出版商接受并于2015年出版。

　　此前，熊亮以民间“鬼戏剧”为题创作儿童绘本，虽画风暗黑而荒疏，但题材本身的教化意义还是指向光明的结尾。另外，由蒲蒲兰绘本馆和译林出版社合作、中日韩三国绘本画家参与的“祈愿和平”绘本系列，自2011年起至2015年已出版8册。相较现实生活中诸如儿童自杀、性侵等复杂而残酷的现实，绘本所辐射的领域依然存在局限性，但已实属不易，勇气可嘉。

　　“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孩子”，朱成梁说，“插画师应该对这个职业有敬畏”。2015年，绘本《南京那一年》出版，包括他在内的十几位作家、插画师合力，以节气为线索，向孩子描述了南京城在1937年从清和到沦陷的过程。“最好的”，应该包括成年人小心而庄严地，向孩子捧出的真实与苦难。

　　做全职插画师是否可行？

　　你是全职插画师吗？

　　这个问题，绕了地球大半圈，各国插画师的回答不一，其中不乏坚定勇敢的“是”。不过由于插画师群体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即便在意大利，插画师也会建议最好有个Plan B。在全世界范围内，仅靠插画收入便能赚够钱的幸运儿并不多。

　　收入不是各国插画师们关心的唯一问题。欧洲插画师依然在努力争取大众和出版行业对于插画和插画师的尊重。例如在法国，插画师很容易进入市场，但也越来越容易在频繁更替中被淘汰。同时，欧洲插画师也希望成为作者，图文合一，出版独立的绘本。在荷兰，亨丽特兼为作家、插画师创作的一本书能得到10%的版税，但若只做插画，版税降为5%。娜戈·穆罕默德也讨论到伊朗市场中的版税压榨现象，部分出版商滥用插画作品，并不支付再版作品的版税，版权法也未被所有出版商遵守。

　　欧洲插画行业的发展仍走在世界前列。尽管部分大型出版社过于遵循市场规律，但小型独立出版社则会给予那些特别、有趣的插画更多空间和机会。“简而言之，它们敢。尽管它们也是少数，但仍在发展”，玛丽亚说。

　　在国内，插画行业尚未形成完善的行业规范，稿费、版权、作品水准与编辑资质是反复被插画师群体讨论的行业发展阻碍。尽管随着插画展和绘本的普及，插画逐渐为大众所知，岳帅所在的广西美术学院“装帧插图”专业的招生人数也为全系最高，但在插画行业结构与制度更新仍有待更多活力注入。比如，插画行业的起征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从未改变，而且国内插画师群体的实验性实践仍较少。

　　创新实践是否丰富，与插画师与出版社的互动方式有关。插画师一方较被动，在选题、创作风格方面尚未掌握主动权。一些具有实验性的插画创作理念和另类、深沉的主题难以被实践为出版读物，市面上的绘本主题则单一并存在跟风现象。

　　这种局面不可全然归咎于出版行业的强势。在当下，插画师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追求、旨趣和水准，群体自身也在探路中摸索着成长空间。

　　一方面，插画师若能把握当下越来越多的展览和公共活动，呈现出多元的创新作品和艺术性实验，对插画行业的整体发展及插画师群体的成长都将有所助益。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插画师人数的增加和市场风向的发展，插画师群体也自然地呈现出分化。分化现象既依从个体选择，也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岳帅观察国内插画师群体，大体上存在三种分化：“工人”（依从行业规范与需求，做完交工）、匠人（依从一定的行业规范，同时追求品质）和艺术家（追求自我、实验与突破）。这种分化在意大利更为均衡的行业结构中早已完成。

　　同时，在出版业、插画师之间，不同于传统插画展的第三方平台正在崛起。今年，由侯明亮发起的“助画方略”正式上线，它旨在于全球范围内实现插画师和使用者之间的资源对接，并与插画关联的产业方合作，实现插画关联项目的孵化。在欧洲，插画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在中国，这一“传统”却仍是新事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助画方略这种明确瞄准绘本产业链、生产模式和平台运作的新尝试，如何与当下个体化的插画师及其创作相互磨合，又是否存在垄断资源的可能性？

　　“这个平台具体能达到怎样的效用是个未知数，但至少今天的外部环境允许从业人员有了一个额外选项。”插画师罗玲说，“第三方平台介入到传统一对一的合作中之后，多方可能需要承担起与之相应的新模式规则与义务。但各方仍可按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去选择合作模式，这对现阶段中国插画产业的良性发展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现在，你是一位全职或以后打算成为一位全职插画师吗？”

　　“是的，可能还要兼顾其他的项目。”罗玲回答。

　　B08-B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