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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辽史》面世:

“辽史”如何走出“冷清寂寞”?

2016年05月2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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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
(1961年—2015年1月6日),辽金史名家,点校本《辽史》的主持修订者。
《辽史》藏书票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塑造的“契丹武士”形象深入人心,但看过小说和影视剧后,很少有人会想起在公共视野之外默默钻研契丹小字的“辽史”学者。

  近日,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的点校本《辽史》出版,将“辽史”这一偏居冷门的学科推向公众视线。邓小南教授评价说:“(刘浦江)把一门原本寂寞的学问做得有声有色。《辽史》的修订体现着他的历史责任感。”这份历史责任感让“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面目一新。

  而在《辽史》修订本出版座谈会上,宋德金教授仍不忘谈起辽史研究的“冷清寂寞”,只不过他认为情况在变化,“甚至可以说当今的辽史研究正在走出‘冷清寂寞’。保守一点说,也是即将走出‘冷清寂寞’。”

  《辽史》修订尘埃落定,参与修订和评审的学者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一时火热的讨论终要结束,被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视为辽史研究领域“最为杰出”的刘浦江也已不在。新书出版带来的热度终会消退,辽史如何才能继续走出“冷清寂寞”的状态?问题的答案,或许正藏在本次《辽史》修订最具特点的实践和理念之中。

  辽史之寂寞

  黄河以南无人治辽史?

  陈晓伟的老家,是“大辽”曾经的定都所在地赤峰。他从小听当地人聊辽史、辽文化和古老神秘的契丹传说,在这种源于家乡的兴趣驱动下,他拜师刘浦江,选择辽史专业,并得以参加《辽史》修订。据他观察,辽史研究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缘性特征:大多研究者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跨过黄河,很少有人治辽史。

  在东北,辽史研究主要以吉林大学为主,几位50多岁的老师带出一批学生,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团队。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师范大学,加上北京的社科院历史所和民族所,构成了辽史研究的核心力量。其他学者相对分散。这种规模在人文学科里并不大,且地域局限在北方,确容易给人留下“寂寞”之感。

  地域分布不均并非仅限于辽史。杭州的南宋史,开封和洛阳的北宋史,以及宁夏的西夏史,都是比较集中和领先的学科。陈晓伟分析说:“这主要是现实因素造成的,因为有塑造‘地方品牌’的价值,更容易获得地方的支持。这种地域性对学术是有促进作用的。”

  因此,辽史的寂寞并不在南方的缺席,而是另有原因。

  宋德金将此原因归结于在近三四十年数量庞大、面向丰富的辽史研究成果中“重大的突破和建树不是很多”,具体表现是“没有出现被同行公认的比如像辽史三家、四家那样的名家。”

  究其原因,负责本次《元史》修订的张帆的分析或可借用:“虽然当下的历史学术条件较好、资料易得,但研究压力大、又总是限时完成,所以维持高标准很难,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不高的成品,是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在当前学术机制下,研究的短期效应可能不错,但要做到日积月累、沉潜下来,却不太容易。”

  相比之下,刘浦江在《辽史》修订及生前学术中表现出的对学术标准的高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邓小南曾用“理想主义”形容刘浦江,张帆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正是对学术高标准的要求和实践。正因如此,刘浦江不愧为辽史研究界“比较少见的,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学者。”换句话说,他曾是最接近成为“名家”而解脱辽史于“寂寞”之人。

  学术传承

  立人而凡事举

  张帆说:“如果刘浦江不去世,会做出很多重要成果。他对汉文和契丹文材料非常熟悉,有宏大的眼光和贯通的视野。他去世后,研究中断了,但他留下的研究角度和思路还在由他的学生继续。”

  刘浦江临终前将自己未毕业的两位博士生托付给张帆,已为他们打算好研究的路向,希望他们在这位元史专家的指导下打通辽金元三代。而《辽史》的修订工程更是从初始便成为他用以传薪的课堂:六年多的时间里,刘浦江的《辽史》修订读书课成为北大历史系周末的一道不动景观。

  陈晓伟回忆说:“刘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爱好,在完成基本学术训练、打下扎实的文献基本功的同时,也通过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引导我们找到学术的方向。”他还坦言,当时参与修订讨论时,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界学者的质疑,而是刘老师的严厉。

  王曾瑜做过一个估算:“《辽史》本身116卷,我对了一下,原来点校本90万字,现在97万字。不是仅仅多7万字,大家都清楚,这里花的工夫和力气简直很难统计。”

  7万字,花了刘浦江和12名学生近7年的时间。这种对学术锱铢必较的“理想主义”通过《辽史》的修订传递给学生。社科院的陈智超直言:“他的两位弟子在我们研究所,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老师对他们良好的影响。”

  刘浦江选择以学生为主力、边教学讨论边修订,借修订《辽史》的良机提携后辈,却并未影响修订质量。在张帆看来,“虽说是团体,其实是个人化的。主导是刘老师,关键问题一个人顶。这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形式。”他坦承:“《元史》的修订是好几个学者一起来做。没有太多启动学生的力量,《元史》部头更大,如果像刘浦江一样细致,可能20年都做不完。”

  刘浦江逝世后,指定邱靖嘉、康鹏、陈晓伟、苗润博四位学生整理定稿,其结果在张帆看来“效果也不错”。而刘凤翥也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比当年冯家昇先生和陈述先生凭一己之力点校《辽史》好。”而修订过程中培养起来的青年学者,也不负众望地交出了答卷。

  老一辈学者对于学术传承有自觉的安排,不会让学问断了烟火。刘凤翥表示:“我虽健在,也做了‘不测’的安排。”刘浦江的学生陈晓伟正是作为他的“接班人”被录入社科院民族所,他与康鹏、邱靖嘉等同学晚辈都已“有了给我挑错的本事。”

  刘凤翥、张帆、宋德金等教授不约而同地表示,年轻一代学者接受过较系统的学院训练,语言文字能力强、数字化资源丰富、学术交流和发表机会多,所处学术环境相比以前更好。因此,辽史学界并不缺乏人才的储备,青年学者如能守住刘浦江等前人的“理想主义”,后来居上也是自然可期的未来。

  学科突破

  契丹文字还有80%左右没有解读出来

  要走出“冷清寂寞”,除指望“人丁兴旺”,更依赖学科本身的发展空间和活力。修订本《辽史》出版后,专家学者纷纷给出“登顶”式评语。如宋德金评价说:“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代表了当前《辽史》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水平。”王曾瑜认为“再要提高一层楼,很难很难。”刘凤翥则表示,“修订本《辽史》出版后还能提高,但不会提高很多。因为应该校勘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穷尽了。”

  这是否意味着,“辽史”研究在达到高峰后遇到瓶颈,今后的工作会停留在边角料的修补之上?张帆澄清了其中的误会:“《辽史》一书不代表‘辽史’。在文献整理方面,短期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辽史研究,依然有很多问题可做。”

  陈晓伟则表示,即使限于《辽史》一书的范围,因其本身编纂不完美,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尤其依赖契丹文字的发现和解读。“将来随着契丹文的出土,辽史的可能性不可预测。到时候,就不是小修小补了。”

  吸收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治辽史,是刘浦江主持《辽史》修订中最前沿的突破。陈晓伟说,很多之前难解的问题,拿到契丹文字材料后迎刃而解。在世纪之交,契丹文字出土石刻非常多,解读进展快,也极大地推动了辽史的研究。

  刘浦江作为把契丹文字研究成果运用到辽史研究中的“海内第一人”,让刘凤翥颇为赞许。他认为,“契丹文字对于治辽史是一种必备的知识储备。正如同治欧美史者不懂英文一样,治辽史如果不掌握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读成果,绝对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之憾。更说不上处于学术前沿。”

  陈晓伟对契丹文字同样看重,并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刘凤翥老师他们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契丹文研究,接下来就需要一种方法和系统,希望让已死的契丹文字活过来,像西夏文一样编成字典,变成活的文字。契丹文字还有80%左右没有解读出来,如果找到方法解读,对于辽史研究而言将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契丹文对于辽史研究的重要性对断代史研究而言是特例。张帆说:“这是因为辽史本身汉语资料太少,契丹文能弥补汉文缺少的细节。而对元史而言,蒙文材料反而少,除汉文外,主要需要的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

  以辽史为代表的冷门人文学科,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得来自大多数人的关注和理解,而长期处于“冷清”的边缘地带。但只要学者代际不断裂、学术“理想主义”不被遗忘,又不缺乏坚实丰富的文献史料基础,历史学者依然有望在“坐穿冷板凳”的同时,通过水平的提高和新知的发现,开辟出一条走出“寂寞”之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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