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人”的爱与信仰

　　晚年的杨绛“又病又老”，她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笔耕不辍，平静而执著地寻返皈依之路。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她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

　　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

　　杨绛曾译介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的谈话录——《斐多》，其中提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

　　1 孤岛寄宿

　　一九三八年九月，国难当头，钱锺书夫妇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程，乘坐阿多士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锺书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辗转赶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要到上海省视父亲。船到上海，她由钱锺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他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杨绛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她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当时，钱家和她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她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据杨绛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

　　这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一九三九年初伏，钱锺书自昆明先发电报给杨绛，然后由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家中，探望妻儿和母亲、叔父等人。这时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杨绛的爸爸叫她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钱锺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岳父这边也很开心。

　　后来，钱锺书又应聘担任蓝田师院教授。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钱锺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杨绛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

　　2 邂逅印象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锺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锺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

　　3 戏剧诞生记

　　一九四二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陈麟瑞、李健吾就怂恿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

　　杨绛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谦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话剧，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鼓励的话也随之一再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她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称心如意》，先送给住得不远的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又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就转到李健吾手里。没过数日，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一九四三年春天，正式公演。

　　4 为何搞翻译

　　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

　　杨绛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根据罗银胜《我所知道的杨绛》稿件整理）

　　【亲友学人忆杨绛】

　　“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也是这样，钱锺书穿着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负责，保证大哥每次都体面地出现在客人面前。

　　钱锺书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曾长期服用安眠药，“那时候安眠药只能按处方购买，限制很厉害，结果她吃的量大，我帮她去要药。”这种苦楚，只有身边亲近的人知道。钱锺鲁说，后来看到杨绛的文章，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大嫂太苦了。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我去看她都带着孙子孙女同往，她特别高兴，说她们把福气带给她了，可是现在家里人不在了，她如何过？”

　　（钱锺鲁，钱锺书堂弟）

　　“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

　　（夏志清，文学评论家）

　　杨绛先生在什么情况下都抱有尊严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她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她也从来不要。”

　　（朱虹，英美文学专家、柳鸣九夫人）

　　“我初见到的杨季康正是50出头的年龄，她精瘦娇小，举止文静轻柔，但整个人极有精神，似乎她就是精气神的高度凝聚，特别是她那两道劲遒高挑而又急骤下折的弯眉，显示出了一种坚毅刚强的性格。她的衣着从来都是整齐利索,即使是在家里不意碰见来访者敲门的时候。至于参加所里的会议与活动时,更是相当讲究。她的穿着很典雅，多少有点华贵，冬天常披一件裘皮大衣，很有高雅气派。她保持西洋妇女那种特定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习惯，每次公共场合露面，都对面部做了不同程度的‘上妆’,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内环境中，是极罕见的。不过，不同于其他女性较浓的‘妆’，杨季康的则几乎是不着痕迹，似有似无。”（柳鸣九，作家、学者）

　　“钱锺书和杨绛是我最喜欢、最尊敬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婚姻是最美满的！我常常看到他们之间会心地微笑，有种内心的交流无时无刻不在那儿，两人在一起，就是有种默契，又有温柔在，每次看他们我都被感动。我想，看过《干校六记》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夫妇能够活过来靠的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流：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里面最高层次的人，所以他们的交流不是普通的，还有intellectually（理智上）思想上的高度交流，上升到哲学的美的高度，让人羡慕！” （傅聪，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