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三十年，人文精神的光晕复归了吗？(1)

　　与现在学科分野林立、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流派不同都无法对话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话语，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谈萨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学术的共相，这种共相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也在左右之分之间，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谈论的对象也是比较一致的。”

　　越 界

　　网络搭建青年译介共同体

　　大学读传播学期间，邹荣在一门媒介批评的课程上接触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等现当代批判理论，便开始对此着迷。2012年，他心理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了重庆大学出版社，又重拾了早年对西方人文思想的热忱，即刻开始探寻出版的思路。

　　因为资历尚浅，重庆大学出版社在理论译介方面又是新起之秀，难以吸引来有名望的老师，邹荣就开始转投豆瓣网，在上面寻求学术青年的帮助。他在2013年间，一边做“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一边在豆瓣上依循着原版书条目下的阅读者和思想家相关小组的路径，寻找合适的译者。一年来，通过相互推荐，青年译者群的“网络”越来越大。他发现豆瓣上潜藏着一个若隐若现的青年学术共同体，他们有相似的阅读兴趣和学术热忱，只是还没有被凝聚起来浮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邹荣主持的拜德雅系列丛书就把这批青年人网罗了起来，这代人卸掉了前人的历史包袱，又在留学热的背景之下消弭了和西方思想的距离，因此和他们的前辈比起来，便拥有完全不同的视野。在邹荣看来，出版要有前瞻性，除了寻求“名师”光环的庇护外，青年译者和作者的培养也许更重要。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联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那样，他们合作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甘阳、刘小枫、陈嘉映等人日后都成为了学界最有名望的大师。学界在更新换代，而拜德雅在今天网罗的，也许就是未来学界的顶梁柱。

　　“以往的学术出版往往是依托于学界的老师，老师又经常委托给自己的学生。而我们直接把策划的书单挂在网上，公开招募译者，报名的人几乎都是在读博士，他们试译一部分，过关了就签下来。”邹荣说。有学者曾赞赏拜德雅的运作是对主流学界游戏规则的“挑衅”。

　　与以往学者们通过期刊杂志或学术研讨班的方式不同，网络社群让学术青年脱离了精神的“孤岛”，匿名环境中的对话与碰撞更及时也更容易产生火花。拜德雅旗下“卡戎文丛”是和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合作的一套丛书。丛书的主编白轻（笔名），也是“泼先生”的执行主编。因为以lightwhite的名字在豆瓣上活跃多年，他在青年理论研究者中也小有名气。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九零后的人大在读博士。他借用笛卡尔“戴着面具前行”来比喻今天活跃在网络上的这一代译介者。他们频繁地在豆瓣网、或微信公众号上以一个“符号身份”发布译文，此时这个身份就不再是一个被年龄、性别所规定的人。

　　“戴上面具，你可以进入另一片领域，另一套秩序，它相对于现实的网络，自然少了很多的限制，这就是让你觉得创作自如的原因。这里有一个越界的举动，一个溢出的姿态，我想，它或许是‘泼先生’作为动词的‘泼’表达的东西。”

　　就像拜德雅对学术出版机制的挑衅那样，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的发起人芬雷从2007年创办起便也聚集了一众学院的“反叛者”。这些学院内的青年人不愿受学院体制内以学科为分野、以课题为主导、以师生为共同体的知识生产机制的桎梏，聚集在一起开启了另一种实践——在学院外的知识生产和对学院话语的解构中，进行学术思考、艺术行动和写作。理论的译介在‘泼先生’这个松散的共同体中占有了很重的位置，“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个人提供并支撑的，而且没有任何报偿。这也许是青年人剩余精力的无目的耗费，但如此的献出总已经朝向了共同体的交流和共在”,白轻说。然而它期望达成某种更大范围内共识吗？“如果有，限度也会很低，它寻求的不如说的异识，是异质元素相遇并碰撞的可能。这是其生机的所在。”芬雷也赞同，“在现阶段，只有每个共同体提出‘异识’，在未来才有一种‘共识’的可能。”

　　拜德雅·人文丛书的主编南大哲学系教授蓝江，是拜德雅囊括的这批青年学者的领军者。而蓝江更知名的身份，或许是微博上通过微盘贡献了巨量前沿学术资料的“九月虺”。网络使得学术时代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从书籍难以获取，到电子资料广泛流通。“九月虺”这个账号所分享的原文与译介资料涉猎广泛，立场也不局限于某一个派别。

　　“在这个九月虺的名字下，有许多的留学海外学子、甚至港台的学者传书给我，让我在平台上可以与大家共享。它早已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分享资料的共同体。”蓝江把他共同参与上传、下载、传播这些电子书籍的行动比作“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资料随着传播和更多人的阅读使其价值得到最大化，成为当代丰富多元的思想资源之时，就像“火种”以其应有的方式留下痕迹。

　　启 蒙

　　现代化之路上迷途的“西学”

　　蓝江回忆起他在念书时期的八九十年代，床头总会放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虽然读的不是太懂，总是感觉在萨特的字里行间中涌现出一种让我陶醉的力量。”而隶属于同一套丛书中的另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则让八十年代末期进入中文系，后在九十年代末成为西方当代理论译介领军的汪民安非常兴奋——“很快地让我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教科书产生了厌倦。”在八十年代进入高校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记忆——能买到的书很少，整个社会陷入了对知识的无限焦渴之中。

　　改革开放在知识界掀起的最大的涟漪，莫过于“西学热”。“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人们被抛入了一个“野蛮社会”。闭关锁国三十年后，学术界更是一片荒漠。对于本土问题的焦虑，知识界开始转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之前的古典哲学的译介，“改革开放前普遍认为‘马克思以后无经典’，于是，从八十年代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中国和西方思想断裂了整一百年”，《读书》杂志前编辑部主任、“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编委王焱回忆到，“1986年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的三联书店，就把出版的目光放在了这一百年间的西方思想上。”《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人文思想经典相继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

　　那些书籍在一片荒漠之中无疑起到了“启蒙”作用，为一代人打下了共同的知识基底。“与现在学科分野林立，甚至一个学科内部流派不同都无法对话不一样，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共同话语，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会谈萨特、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成为一种学术的共相，这种共相不仅是不同学科之间，也在左右之分之间，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谈论的对象也是比较一致的。”蓝江回忆道。

　　而这一共同知识的基石，便是届时正就读于北大外哲所的甘阳所发起的轰动一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所打下的。张旭东在《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中谈及1985年前后的“文化热”（“新启蒙运动”）中的三个流派，也就是当时先后成立的三个编委会：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以讨论“科学”的姿态完成20年代初期在“德先生”与“赛先生”旗帜下未完成的启蒙；汤一介、李泽厚牵头的“中国文化派”企图寻求儒家传统来完成文化重构；而甘阳、刘小枫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则把目光放到了西方现代思想。

　　甘阳组织的编委会成员从今天看来，大都早已在各自领域中独领风骚：甘阳、刘小枫、刘东、杜小真、李银河、陈嘉映、周国平、赵越胜、徐友渔、钱理群等。他们发源于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在知青文化的余音下，很快就形成了小圈子。他们探讨哲学、谈论诗歌，在高干子弟家开Party。

　　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沈昌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