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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三十年,人文精神的光晕复归了吗?(2)

2016年05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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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等书在当时成为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年轻人追求时尚的标志。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主编:査建英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接B02版)

  文忆及甘阳的编委会找到三联,本就重视翻译的沈昌文大力支持,甚至违反纪律送给他们一本盖了图章的介绍信。在出版社方唯一在编委会中待过的王焱的记忆中,三联本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开始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丛书名目,相继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却从未想到那套书销路那么好。

  “《存在与时间》发得太火了,发了7万册,《存在与虚无》10万册。这些书当时成了时尚,拥有这些书就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一个标志。”薛巍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开启学术新思潮和新方法的窗口》中援引了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的回忆。

  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人文精神”的热潮之中,而哲学在那时又占据人文学科的统领地位,大学校园中大批的文学青年追着“人文思想”的潮流,似乎理论思想大行其道是很好理解的。然而吊诡的是,正在现代化探寻过程中摸爬滚打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便是反省自身的历史问题和为改革探路。而这套风靡一时的丛书,不但无法为“现代性”指出方向,反而是“反现代性”的。

  从尼采到马尔库塞再到海德格尔,这些脱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历史现实中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史,其中最深刻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说,编委会通过译介这套书,在从未切身体会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智识层面却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语境——这个圈子的主流话语是批判资本主义、反现代性的。

  编委会的成员之一陈嘉映回忆到,甘阳当时的雄心是“正学术源流”,并未考虑与现实接壤。然而在举国上下反思历史、拥抱西方现代观念的气氛中,“西学”在那个气氛中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也谈及了大众在对思想的空前饥渴中,对他们译介的艰涩的“西学”,在云山雾罩之中产生了阴差阳错的误读:“这批西方人虽然是反西方的哲学,但对中国人来讲,不就是‘反’嘛,还是迎合他们‘反’的情绪。”并且,通过对这套书的阅读,人们习得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的批判语言。”

  张旭东把那一批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译介进来的思想称作“漂浮的能指”,它们没有本土的自觉性,仅仅成为了“自在之物”。他在《重访八十年代》一文中写到,“八十年代‘援西入中’的一代人想象中的西方和西学,如今已同商品一道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直接现实的一部分。”

  的确,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与消费时代之中的我们,在切身体会着“现代性”的困境的同时,才有能力从内部理解那一时期精英知识分子们想象中的西方与西学。

  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

  断 裂

  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衰落

  虽然甘阳编委会的那套丛书不但和本土问题脱节,在当时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背离。但是,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仍然为本土在“话语”上带来很大的变化。一批经过时间洗礼的经典以“新的话语”影响了知识界,也为后辈打下了西学的基底。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整套丛书被批判为“全盘西化”。“本是批判西方的,却被指认为‘全盘西化’”,王焱笑道。编委会也因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复杂原因,不欢而散了。解散后,编委会的成员便卸下了早年的“人文情怀”,各自转向了精深的领域。

  王焱谈到,“哲学在西方也遇到了危机,统领各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地位动摇了,逐渐地走向了技术化、专业化。”

  而在中国语境下,“人文精神”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显得再也不合时宜了,文人纷纷下海经商,抑或躲进了象牙塔。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到,“九十年代后整个世界的变化,东欧剧变,社会政治问题变得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了。人文基本走不下去了。”自由主义思潮随着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兴起,知识界在认识论上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人文精神”在时代中就此落幕了。

  王晓明和陈思和在九十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强烈地表达了对“人文失落”的堪忧。“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王晓明在1996年汇编那场讨论的诸多文章所出版的《人文精神寻思录》编后记中写道。

  借用张旭东的话,“‘八十年代’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已成为‘后新时期’ 都市风景中无家可归的游魂。”

  “九十年代前期,西学译介陷入低谷,而台湾正大张旗鼓地译介,主要征召大陆廉价译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回忆到,“当时两岸都没有版权制约,我们各自已有一些译作,大陆西学译作市场低迷,我们便与台湾出版商一拍即合。”刘北成等当年已经译完福柯的经典著作《疯癫与文明》,却无处出版,于是签下了台湾的出版社,随即又翻译了《规训与惩罚》,1992年在台湾出版。洪汉鼎对伽达默尔所做的系统的译介,也于1993年被引入台湾。九十年代末期,内地学界开始复苏,刘北成等人的两本福柯译作才被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丛书引入。

  复苏后,西学的译介也不再有八十年代共同体的力量,而是单打独斗、各自为营。早年编委会的成员之一杜小真,坚守着八十年代自己对法国思想理论的译介,在这一时期陆续在三联书店主编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同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九十年代末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带着对法国当代理论的热忱,开始加入西方前言思想译介的阵营——主编了“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

  “学术生产并不非要形成所谓的共同体,知识的历史就是歧见和争论的历史,孤独的个体同样可以产生了不起的思想。至于我选择的书,完全是按照我的趣味来的,我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就会选择哪方面的书,比如说,我从没有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产生兴趣,我就不会挑选这方面的书。”汪民安说。

  2004年开始,汪民安独自主编了《生产》辑刊,每年一期,即刻成了西方思想前沿的风向标,紧密追进西方最热的理论思潮,在国内最早介绍了巴迪欧、阿甘本、生命政治、思辨实在论等。

  出版人杨全强在2003年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走上了理论译介的主持工作,随后辗转到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了鲍德里亚、布朗肖和德勒兹的译介。2013年,他转投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启了和汪民安“人文科学译丛”的合作,他们定下了出完100本的长期计划。

  拜德雅·卡戎文丛的90后主编白轻回忆到,“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而言,对西方前沿理论的接触就是从《生产》开始的,或许还包括更早的‘话语行动译丛’中由汪民安老师编选的《巴塔耶文选》这样的读本。我很难描述初读那些文本和理论带来的震撼,直至今天,它们对我仍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想,这样的诱惑力也许是今天的许多年轻人献身理论研究的原因。我必须承认,卡戎的工作是在前一代人已经敞开的视野下进行的,没有过去十年二十年搭建起来的框架,现今的任何尝试都难以想象。”

  (下转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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