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三十年，人文精神的光晕复归了吗？(3)

　　（上接B03版）

　　传 承

　　从学科分野到“人文学科”的重建

　　近年来，西方理论的译介又迎来了一小波热潮，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以及重庆大学出版社纷纷介入这一领域，围绕着这些主题争夺版权，有时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被几家出版社“瓜分”得七零八落。然而，再也不像八十年代，每一波译介的思潮都能起到洗心革面的作用了，更不要说制造学术上的“共同话语”。

　　知识界因对现实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愈发难以弥合的鸿沟，政治立场的分化、学科的分野林立，使得“话语”上的共识越来越弱。“大家会援引各自领域的大师，而各个学科之间的译介，也早无这种集体对话的可能。”蓝江感慨道，“今天也涌入了很多思潮，但是现在势力范围划分已定，大家只读自己分片内的书，这个是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地方。”王焱苦笑道，“八十年代的编委会如今若是再聚集在一起，大家恐怕再难就任何事情达成共识了。”

　　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中许多人丧失了对知识的渴求，思想的深度被逐渐填平。所以说，今天的局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反的，八十年代是思想极度贫乏引起的对西学的渴望，而今天海量的信息和数据已经冲淡了思想的味道，让思想和学术本身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信息。人们更喜欢在有用和没用的二分中来审视其中出现的一切信息，比如风水有用，德勒兹没用，周易有用，黑格尔没用。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症候，将一切有深度的思想贬斥为有用-无用的二分的信息。今天恰恰是书籍众多反而大家不看书的时代。”蓝江说。

　　“而像巴迪欧、阿甘本这批欧陆当代思想家的译介，就是根本去冲击我们认为有用-没用的那个庸俗的日常划分的东西，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破碎之后，为迷失在海量数据信息的迷宫之中的我们重新找到一个精神的方向，一个可以走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带来的碎片化困境的一个指针。”

　　出现在西方不同阶段的历史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几乎同时被引进。在经过时间锤炼的西方现代思想的经典已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如饥似渴地引入后，虽然还未被消化殆尽，译介的重点已经放到了当代，尤其是法国当代理论。互联网的平台使得获取文献资料比早年便利太多，大量留学生在西方接触到了前沿思想，开始投入到了译介工作之中，西学的译介也从过去几家独大的权威“导游”，引向今天自下而上的多元民主式实践。

　　然而，当学术青年一窝蜂赶时髦一样地追着西方最前沿的思想，很多重要的理论家似乎还没热就淡出中国学术界的视野。邹荣也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了理论出版领域——这几年理论界的热闹景象从长远看来是否对于学术生产和相关出版是不利的？但是这几年做下来，他感到“赶时髦”在这一节点上的必然性。“国内这几年一直在追的激进理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法国。我们也知道，战后法国思想界确实是人才辈出，就像巴迪欧说的：‘法国哲学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后第三个黄金时代’。事实上，随着上一辈‘大师’的离去，那种‘群星璀璨’的局面已经很难出现了。”在邹荣看来，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理论原产地的学术界的普遍“焦虑”，“我看到国外出版社对于这类书籍的出版也是很‘疯狂’的，所以感觉他们事实上也在参与这样的‘造神’。”

　　某种程度上，这些理论是上世纪诸多惊人思想的一个余波。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国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这些昔日的荣光下，今天的思想只能算强弩之末，但即便这样，它们也还在迟缓地进行着某种推进。在新的思想到来之前，它们会是一个悠长的回声。”白轻说。

　　而老一辈的王焱则提醒说，对今天的理论译介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和八九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不同，今天的书籍首先是商品，要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消费。资本主义系统在今天早已收编了所谓的‘批判’，‘批判’如今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批判得好，市场价值就高。”他把今天的理论热看作某种程度上的“学术泡沫”，“新出的可能是速朽的，未必代表学术深度。”

　　在蓝江看来，“今天的翻译十分重视对思想史上的补缺，不是片面追新。比如现在重新对康吉莱姆和西蒙东的著作的翻译，实际上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将法国战后思想史的谱系连接起来，而不是一个个稀松的断点。”作为出版人，邹荣也担心很多今天译介过来的西学成为“过眼烟云”。“出版的一大功能是遴选，选择那些有价值的能够流传下去的内容”，他把“填坑”也作为今天从事出版的一部分责任，以思想的传承作为导向。

　　前沿理论的译介更大的意义，白轻认为，在于“它们本身就是对西方社会之现实的回击。所以，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街头，你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在批判意识上，今天的时代无比需要它们。”然而，这一诞生于“西方社会之现实”的最前沿思潮又和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距离？它们是否带有本土的视阈？会不会又像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译介那样，成为张旭东口中“漂浮的能指”？

　　“我们和欧洲人和美国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他们感受到的问题我们也能感受到。”汪民安反驳道。

　　我不认为今天有谁可以主动地躲避现实了，因为现实正向他扑来，无时无刻不在击打着他，迫使他做出反应。有不止一个的现实，每个现实既有直接的需求，也有深层的需求。译介不需要选择朝向哪一个现实，它已经被现实的刀刃挑到了它所知的最残酷的东西面前。”白轻补充说。

　　“本来当时一位译者朋友跟我提议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欧洲时刻’”，邹荣介绍，“这样做是为了也许有一天可以引出‘中国时刻’。”

　　最后，蓝江为这套书正式定名为“拜德雅”。他在出版前言中写道，“‘拜德雅’是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用于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它所涉及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提出“拜德雅”这个概念，也是想再学科分野林立、难以形成集体对话的今天，引向某种大的“人文学科”的重建。

　　这一代青年人的“拜德雅”，能为八十年代以来失落的“人文精神”重新找回光晕吗？

　　B02-B04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