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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笑话——中国谐隐文学传统

2016年05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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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的《俏皮话》收录126篇笑话,比冯梦龙更进一步,提出“笑话小说”文体概念,而他曾主持的《月月小说》为晚清四大文艺期刊之一,宗旨在借小说开通民智。
冯梦龙编辑过两本笑话集《古今谭概》(重刻更名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来流传甚广。
吴趼人提出“滑稽小说”概念,并在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中做出实验性尝试。

  在一个段子手横飞的年代里,不可否认笑话依然深入大众生活。但若细听,笑声里,因本体不雅而写定的尴尬,和被揉捏过脊梁后的那声叹息,隐隐约约,可有人知悉?

  1866年5月29日,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趼人出生。今年是吴趼人诞辰150周年。我们只想单纯地重温一位如吴趼人这样不温不火的故人吗?其实要讲的不只是吴趼人,而是他曾编撰的笑话集与其背后漫长的中国笑话史——谐隐文学传统。

  笑话

  本体不雅陷尴尬

  被认为不怎么有幽默感的中国人,实际上有着长久的谐隐文学传统。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作《滑稽列传》,详细记载了优孟等俳优在帝王面前巧言说笑的故事。其实早在先秦,经、史、子等典籍中就有不少可被称作笑话的故事。早期笑话有明显的讽谏目的,并与寓言相互纠缠。至后汉,邯郸淳编撰《笑林》,“笑话”被基本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此后,古代笑话的代表作还包括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古今谭概》《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等。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笑话因其宽解抑郁无聊、讽刺社会流弊的功能在大众妇孺中流传甚广,各类笑话集也被多次刻印。但直至近代,“笑话”作为一种文体,其文学、艺术价值仍未被普遍认知。在1908年编订的辞书《辞源》中,“笑话”词条并未被收录。

  五四时期,以刘半农、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歌谣搜集和研究运动。连同方言调查,这一运动的背景是中国白话诗的演进及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新文学、民族性国语文学的诉求。笑话虽也流传于乡野,但仍因其“本体不雅”,在这场热潮中被冷落了。今天,对笑话尝试做出系统性研究的少数学者大多出自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背景,两种“不雅”惺惺相惜。

  本体不雅,像个紧箍咒,笼罩着“笑话”作为一种文体在严肃的文学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若把它拟人化,它很像一位尽职的老喜剧演员:常年面带笑脸——“笑”之本位所需——但在雅俗之间难以拿捏和求正名的尴尬地带,心中又藏着几分酸楚和无奈。笑话,或“民间笑话”,在当下常被作为素材应用于喜剧等戏剧艺术或评书、相声等曲艺艺术中。它的讽喻、娱乐功能已得到共识,但对其文学、艺术价值与美学特征的讨论仍处在边缘地带。另一方面,笑话作为日常生活的调剂却从未被人们冷落。可是,它的生命力又部分地建立在若干戏谑甚至猥亵、下流内容的基础之上,这种多面的复杂性使它很难被放入纯粹文学领域中被讨论。

  若跳出文学讨论,转而观察笑话的社会史,笑话虽从未得到某种端正的身份,却是一个因好用而被频繁使用的工具。以日本为例,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正式确立是在17世纪左右。当时日本国内战争渐渐停息,德川家康为安定民心,命令传道士将佛教的仁、义、礼等思想融入故事中,《昨日是今日物语》和《醒睡笑》等笑话集就此出现。对照日本笑话的社会功用,不难理解在中国,民间笑话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多被描述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斗争工具”。

  冯梦龙

  嬉笑怒骂假道德

  自然,中国人也有使用笑话的智慧。在吴趼人之前,有一位爱笑话、用笑话的明朝人,冯梦龙。

  因编纂“三言”(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搜集民歌,冯梦龙被称为“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视野还包括笑话。就笑话的感染力,他曾有一段放浪的阐释:“诸兄弟辄放声狂笑。粲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根落。”

  冯梦龙编辑过两本笑话集《古今谭概》(重刻更名为《古今笑》)和《笑府》,晚明以来流传甚广。前者主要源于古代典籍,侧重于文人雅趣,后者主要源于口头讲述,侧重于民间俗谑,近六百条笑话按内容分十三卷,体例同《古今谭概》。

  “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在《笑府》自序中,冯梦龙坦诚编笑话是因抑郁而自娱。冯梦龙是个科举连连受挫的老秀才,可他的境界又不止于消解胸之苦闷。他要以笑引真实,对抗世间的假道德和真丑恶。

  正因对后者的追求,冯梦龙在对笑话的搜集、整理、评点中,对笑话的特点、功能和分类阐发了系统认识。在肯定其讽刺、娱乐功能之外,冯梦龙还认为笑话应有“蕴藉”,不可过于直白,并应选择适当的场合和听众。

  有学者将冯梦龙对笑话的理论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并列讨论,认为它们都源于平民大众对于官方话语的反抗。作为一种有悖反气质的话语,它在自身所处的文化体系中,生成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亚文化。于此再品冯梦龙以嬉笑怒骂兼有的笑话辨假道德的意图,若说他在游戏话语间亦进入一种有自觉研究、对抗意识的化境,并不为过。

  吴趼人

  哭笑之间见丰满

  至晚清,吴趼人也在用笑话。与冯梦龙相反,支持改良派的他要用笑话劝诫大众回归“我固有之道德”。

  在其编撰的《新笑林广记》序中,吴趼人说,“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路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又因部分笑话“鄙俚不文,皆下流社会之恶谑”,他思而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另一部《俏皮话》收录126篇笑话,先于报刊连载,之后发行单本。吴趼人比冯梦龙往前走了一步,在编撰评点之外,他提出了“笑话小说”这一文体概念。

  吴趼人对笑话深入大众的优势和潜在的教化功能了然于心。作为晚清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敏感地抓到了小说与笑话两种文体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并为打通二者而努力。这种黏合并非全无依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提及小说与谐隐文之间的一致性:由“稗官所采”,可“以广视听”。需知在1908年的《辞源》中,尚未收录“笑话”一词,而吴趼人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中提出“笑话小说”的概念却是在1904年;1903年8月开始在《新小说》连载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笑话”一词的出现频率竟达90次。

  可惜,相比同在晚清倡导小说现世改良功用的梁启超,吴趼人的“笑话小说”概念号召力不足,应者寥寥。吴趼人并未放弃,之后又提出“滑稽小说”并在其短篇小说《立宪万岁》《无理取闹之西游记》与长篇章回小说《新石头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中做出实验性尝试。两种提法本意相通,只是“笑话”这种提法行不通,究其原因,仍与笑话本体不雅的成见难脱关联。

  吴趼人偏爱笑话,与他投身近代小报,受其插科打诨风格的熏染有关,也是借诙谐小品将道德教化深入大众之所需。当然,这与他善自嘲的性情也不出离。因友人写信时常误将其名写为“妍人”或“研人”,他作诗自白:“偷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创作了30多种小说的吴趼人被称为“小说巨子”,但正如国内民俗学鼻祖钟敬文所言,“那位很著名的小说家吴趼人,就同时是笑话和寓言的作者。可惜他这方面的成绩,一直到今天还很少被人注意。他的小说家的名誉掩盖了这些。”

  1910年,吴趼人去世。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于乱世之中,吴趼人“哭笑皆得”,他的谴责小说与讽喻笑话都与社会现实紧密镶嵌,表达着个人情怀与诉求。平心而论,就作品的文学价值、时局视野和后世影响而言,吴趼人既难说不朽,也称不上伟大,但就是别有滋味。这番滋味,大概就是俗世里的人,于哭笑之间,于戏谑与沉重之间的浮沉和丰满。

  撰文/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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