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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大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2016年05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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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王瑶先生(前排中间)与陈平原(后排左一)等弟子合影。
1980年,程千帆(左三)与三位研究生在南京栖霞山合影。
陈平原对中国大学的思考脉络,在“大学五书”中得到阶段性的呈现,其中最新出版的《大学新语》作为最后一本被推介。
《大学新语》
作者:陈平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二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最近推出了新书《大学新语》,收入他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三十篇。虽曰“新语”,许多思考都是在积年研究基础上的推进和阐发,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对中国“大学之道”持续不懈地追问与求索。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希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碰撞中,展开对于‘大学之道’的深入思考,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一般教育学背景的专家不同,陈平原是从大学史研究入手,进而拓展到大学改革的话题的。一般而言,主导和参与大学改革的官员与学者,往往受某种“政策思维”的主导,冀望于通过出台若干规划和方案,一蹴而就地改变大学现有的面貌,实现预期的目标,很少考虑历史经验的价值。

  作为对大学史素有研究的人文学者,陈平原强调在长远的历史视野中思考大学改革问题。他曾坦率地表示,若要追问中国大学路在何方,“我只好开诚布公地回答:不知道”。这与热衷于设计种种规划和方案的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表面的谦逊之下,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审慎的态度。陈平原深知当代中国大学是从历史中一步步走过来的,中国的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只能站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大学改革不能太急,追求的效果应该是“移步变形”,而不是“日新月异”。

  与大学改革主事者“一往无前”的思维形成对照的是,部分学者和公众对民国大学的理想化甚至神化的态度。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时期的大学也成为许多人追慕怀恋的对象。陈平原对此同样持批评的态度:“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

  无论是遥望未来,还是神化过去,出发点都是对现在的否定。陈平原的看法却没那么简单化,他承认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种种困境,需要改革,但也不漠视其取得的成就。史家最大的长处是分寸感,因为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事有体贴和同情,对同样受制于种种因素的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也能加以体谅。

  在陈平原这里,历史感和现实感是相辅相成的,过去与现在始终构成相互平衡的力量。他把自己的这种态度概括为“瞻前顾后”,在新的媒体环境鼓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方式的今天,这种看似低调的自我定位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乍读起来,书中的文字并不是那么痛快淋漓,但细细品味,却能体会到作者平实表达背后的通透和熨帖,既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又不乏可操作性和建设性。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当代中国大学改革中,“争创世界一流”、“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口号,已经为大家耳熟能详。国际视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关键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际视野”。如果单纯地服膺某种技术化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西方标准甚至美国标准),割裂大学与本土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是陈平原所不能接受的。

  大学虽然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组织形式,但当被移植到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的时候,必然和这片土地血肉相连。尤其在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大学的贡献是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再者,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如书院讲学等)也以种种形式渗透并滋养着现代中国大学的成长。这些在历史中形成的本土经验,往往为大学改革主事者所忽视。陈平原明确表示,“不喜欢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论;喜欢古今对话,故强调理解传统书院以及百年中国大学进程”。

  《大学新语》讨论私立大学的出路、香港的大学对内地高等教育的挑战等话题,都表现出对本土传统的珍视。这种对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之间张力的思考,透露出陈平原对中国大学主体性的追求。

  主体性主要寄寓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因而陈平原尤为看重中国人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理工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而人文学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中国人文学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发出有分量的声音,而又不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这是陈平原念兹在兹的问题。

  《大学新语》关于燕京学堂、中美人文对话等话题的论述,皆着眼于此。这里重要的不是遵循西方人文学术标准,“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一面以“不卑不亢”的心态与各国(不仅仅是西方)学术界对话,一面“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

  有“人”的大学

  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时,陈平原曾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意,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并援引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指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生命的精神交往”。大学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人文学者的立场,是对那种单纯从制度和机构层面看待大学的视角的有力反驳。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陈平原的大学史研究,格外关注那些能体现人的趣味、气度和精神的故事和传说,正是这些看似很虚的文学性的叙事,支撑着我们对过去的大学的历史记忆,塑造着当代大学的精神风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新语》特别设“大学人物”一辑,可谓别有意趣。陈平原一贯擅长写追忆学人的随笔,有见识,有情感,还有学术史的深度,这一辑中的文章,可与《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花开叶落中文系》等书中的同类文字合观。然而略有不同的是,“大学人物”诸篇,特别关注学人与大学的因缘,如王瑶与清华和北大,程千帆与南京大学,任访秋与河南大学,都是极好的题目,作者信手拈来,娓娓的笔致中,前辈学人的境界风范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这些文字本身就是作者与各位先生“生命的精神交往”的生动记录,“大学之道”即寓于其中。

  古语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大学之道”就寄托在大学校园中具体而鲜活的“人”——既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的身上,“大学之道”的形成和弘扬,是历史和现实中无数个体生命实践的结果。而《大学新语》以及陈平原的其他大学论著,向我们呈现的不正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求道者的形象吗?也正因为此,我们读他的文字,始终能感受到一种超越专业问题之上的关切、担当和热情,并且为之吸引,愿意和作者一道思考中国大学的未来。

  自然,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大学新语》只是“阶段性成果”,许多探讨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中国的“大学之道”仍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充满可能性的存在,大学改革的道路正长,作者的思考也未有穷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陈平原先生日后“更精彩的表现”。

  □季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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