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日记中回到“共和元年”

　　史学是一门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学科，不仅要善于挖掘史料，还要能把新旧史料安排得当，拿捏有度，方能达到“八面受敌而滴水不漏”，从而获得“近真而有头绪”的认知效果。在《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下简称《走进共和》）一书中，桑兵教授广泛选取近四十本清末民初的时人日记，按时间顺序将各人的日记内容进行年谱式排列，用著主本人日记中的语言论述，串起一个个零碎的史料片段，组成可信的证据链条，对1911-1912年间的骚动、不安、变乱与抉择，从当事人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读者如同在电视墙前，观看各色人等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中，上演诸种尔虞我诈悲欢离合，体会历史的曲折、人性的复杂与近代中国发展之坎坷。

　　在日记中走进“近真”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常从“革命”和“反侵略”的角度展开，近年来各种“转型”论述又层出不穷，但若照傅斯年的认识，历史研究应该“比较不同史料而近真并得其头绪”。后来人以“倒放电影”的模式重述历史，容易忽视历史当事人在现实迷雾中的复杂性，以结果倒推原因而凸显后人的“先见之明”，反将精彩多样的历史简单化。在历史研究中，如何让历史当事人“发声”，而不是让后来的历史书写者重构一个自我意识中的“历史”进程，尤为重要。

　　桑兵近著《走进共和》以辛亥年间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者的日记为基础，探讨这一代亲历者的心态及其对政体、国体及社会性质剧变的观察。

　　桑兵在两年前就曾尝试用郑孝胥日记作为范例，分析所谓民国时期的“遗老”问题，对“民国即敌国也”的惯常说法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总结出，在历史研究中，“怎么做比做什么重要，看得懂比看得到重要”。仅仅将日记当成研究的史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段，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如此解读，既非原作者的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

　　他不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而在看待历史时，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

　　“共和元年”前后的形形色色

　　《走进共和》分五部分，除“绪言”与“尾声”外，由“山雨欲来”、“烽火连三月”与“共和元年”三部分组成。

　　“山雨欲来”以1911年初的一场大雪拉开帷幕。桑兵用当事人的日记，复原了内外官员在体制改革中的形色各异、青年学生的躁动与求变心态、南北士绅面对清廷改革与利益分化时的两难取舍。各方势力在心思各异的情况下，于短短的150天里反复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轮回煎熬。

　　在“烽火连三月”中，既可以从时人的日记里读到“树倒猢狲散”的悲哀，也可以读到恽毓鼎、叶昌炽等人“恨铁不成钢”的黯然泪下。在变与乱的混乱时局中，以何种方式使得双方都能体面下台，成为朝野之间关于“共和与君宪”的争论焦点。

　　当人们在忐忑不安的心态中进入“共和元年”时，仅从日记里纪年的形式，便“大体可以反映其在新国旧主之间亲疏向背的态度”：既有“拥抱共和”的主动，也有所谓“遗老”的扭捏。

　　桑兵特别指出，许多今日我们以为的“遗老”，多已不是清廷的忠臣，不为真正的遗老所见纳，最多只能算是遗民。今人反观历史，尤其需要避免以许多习惯性的自以为是的观念，生搬硬套于本来的历史过程当中。这些新人旧民到底是融入新朝抑或格格不入，也不能一概而论，应从其利益考量及具体的行事动机入手，判断其政治立场与情感取向。

　　人永远是历史叙述的主角

　　近代以降论史理史法的著作为数不少，但真能将史理史法与具体的治史结合而产生的经典著作并不多见。究其缘由，大概还是如桑兵所言，“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则浅学不易捉摸。”

　　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提示后学以解释古代经典的方法：“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中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桑兵教授继陈寅恪先生之论而阐发：“日记虽然一般并非简奥，可是同样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难，若仅就文本敷衍成篇，则不过表面文章。”

　　如今出版繁盛，各类日记材料层出不穷，研究者使用过程中往往也容易陷入不假思索随手拈来的陷阱，故在历史研究中要用好日记材料，至少要过三关：“认字、识人、明事”。

　　日记中随意涂抹或孤僻变通的字句，需要研究者慎重辨认，以正史事；日记主人交往的人员，若无履历资料，需辨析其与主人的关系；日记中所记之事，甚少交代来龙去脉，后人不知其详，要贯通认知：这都是对研究者的挑战。

　　桑兵指出，使用日记为研究主体，应该在掌握该时段史事大体走向的前提下，辅以书信、年谱、文集等文献，以丰富对史事的认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记未必全然是信史，但以此为据，“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脉络，不至于散漫无序，又兼顾各人的独有，不必强行归纳，能够从具体细微处显现随着时势变化因人而异的心路历程，丰富历史的细节，呈现本来的复杂，减少概念化的误判。”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史学本身的任务在于叙述而并非说理，更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价值判断而随意对过去任加裁减，即使“论从史出”，也必须通过还原史事的叙述来展现。

　　辛亥一变，由帝制进入共和，乃为近代中国制度之一大转折，但人事人心并非简单地随时局变迁而走向激进或保守。历史叙述之中，人永远是主角，人性永远是主导其中的复杂变量。因此桑兵认为，若以史观先导，即使“思想再发达，在丰富生动的史事面前仍然是苍白无力的。”

　　今人不喜教科书的机械枯燥，象牙塔中的学人又不屑历史的通俗化教育，以致坊间各种“戏说”、“事儿”、“讲坛”充斥人们的历史认知。岂知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未必是板起面孔来说教的：历史学人可以从其中感悟治史的途径与方法，而普罗大众亦可从其间窥见转型时期的政局动荡与生存之不易，各得其所，各有收获，方是上乘之史著。

　　□吴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