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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成名与李健吾先生(1)

——从杨绛先生的一封信谈起

2016年06月0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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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李健吾

  已逾期颐之年的杨绛先生,驾鹤远行,魂归道山了。

  杨绛先生晚年企慕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人生境界,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活动,默默而专注于自己自由而独立的精神世界,尤倾全力于构建“我们仨”的心灵家园和文化世界。晚生有缘,因研究李健吾先生之故,曾与杨绛先生有过“一函之交”——杨绛先生手书并“钱锺书同候”的一封书函至今珍藏在我的书箧中,倏忽之间已二十六年。

  缘起

  因研究李健吾而与杨绛通信

  那是1990年5月的事,杨绛先生年近耄耋(79岁),我26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岁。

  我自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度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因研究李健吾先生而与杨绛先生通信。李健吾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以“刘西渭”笔名的印象式的文艺评论风格冠绝现代。我在搜集李健吾先生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有多年的交谊。他是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清华学长,其妻尤淑芬女士是杨钱夫妇的同乡且有远亲。李健吾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抗战后的上海一度与钱锺书杨绛夫妇过从颇密。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往来由上海而到解放后的北京,由校友、朋友而朋友加同事,他们又相当长时间一直“住在一个大楼”,他们之间的交谊近40年。

  李健吾是法国著名喜剧家莫里哀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1982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钱锺书先生为之题签,题的是:“李健吾译 莫里哀喜剧 钱锺书敬署”。李健吾去世后的1983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吾文艺评论选》时,杨绛为之题签:“杨绛敬题”。两个题签均分别加盖个人印章。

  钱锺书、杨绛夫妇饶有个性,他们夫妇常以互为对方的著作题签为乐,绝不轻易为人题签题字。我据此认为李健吾与钱杨夫妇交往多年,应当知晓李健吾更多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希望了解他们对李健吾文学成就的认识和评价。我斗胆向钱杨夫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教。1990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杨绛先生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信笺上的亲笔信。她在大函中用端庄娟秀的字体这样写道:

  解读

  信函蕴含多重文化信息

  杨绛先生的信函不长,却传递并透露出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一是他们夫妇很尊重李健吾先生,称李为“先生”和“前辈”。前述两个含“敬”字的题签即见敬重、推重之意。李健吾生于1906年,钱锺书生于1910年,杨绛生于1911年,李不过年长他们夫妇四五岁而已哉;二是她写剧本,曾受李健吾鼓励;三是她与李健吾丈母是同乡和远亲,与李妻是同学,因此与李健吾同为清华校友、学长、友情外另加一份亲情;四是用一路争辩和“好大言”对李健吾为人的真诚侠义、慈父特别是天真性格做了极简洁而形象的描述,有赞赏也不无某种谐趣;五是似乎不无刻意地以带有澄清某种历史事实的意味说明一个历史事实:“但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一个“但”字,语气陡转,颇费思量。学界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郑、李二先生联合主编的啊!当年我对“但”字后的叙述有所疑问,本想再致函杨先生寻个究竟,但犹豫再三,终于未敢再叨扰先生。

  1906年出生的李健吾成名极早,上世纪二十年代尚在就读北师大附小时就在北平剧坛以出演旦角闻名,是北平亦即中国新兴话剧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5年夏,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他原报的是中文系,后来听从朱自清的劝告,岦年转入西洋文学系,从此与朱自清结下师生之谊。李健吾与杨绛先后成为朱自清、王文显(著名戏剧家、时任西洋文学系主任)、著名的温德教授的学生。朱自清赞赏李健吾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热情地给予指导和推荐发表,并为《一个兵和他的老婆》、《心病》(中国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写评论、写序推荐。杨绛求学清华大学研究院时,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

  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文学创作,得到朱自清先生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引起了文坛注意。当时不免稚嫩的杨绛尚是杨季康,由此作为女作家崭露头角。杨绛先生终生难忘朱自清先生的提携,晚年编订《杨绛散文选》、《杨绛全集》时分别将《收脚印》和《璐璐,不用愁!》作为自己的散文、小说处女作收入,并特别各自加附注、附记说明缘起,“承朱先生称许”,“承朱先生鼓励后学”,“留志感念”,以表达对朱自清先生的感念之情。

  李健吾为人确有侠义之风,正如杨绛所言很重“哥们儿义气”。巴金晚年在名著《随想录》中两次深情撰文回忆李健吾,称赞他总是“掏一把出来”,“有一颗黄金般的心”。李健吾出生于山西安邑(今运城市)古舜帝庙、关帝庙附近,一方有古道热肠和关公侠义的水土,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父亲李鸣凤是辛亥革命晋南主要领导人之一,后被军阀暗杀。孤儿寡母一度靠冯玉祥等父亲生前好友的资助方勉强完成学业。自幼失怙,生活艰辛,但并未消磨李健吾的厚道和赤诚侠义性格。

  上海“孤岛”时期,李健吾靠教书和翻译勉强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机,生活极为拮据,当知悉郑振铎为“复社”筹资出版《鲁迅全集》时,慨然拿出50元资助。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王文显先生在上海沦陷后道路阻塞,流落沪上生活艰难,他常去看望先生和师母。他放下自己的事,把王先生的英文剧《北京政变》翻译成为《梦里京华》,先后由美艺剧社、联艺剧社演出,每学期去剧场收6%的上演税送给王先生,解决了他们一家的生计问题。当时任教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也将滞留上海的家眷托他照顾,他都尽心竭力。

  据杨绛回忆“孤岛”时期那段灰暗的岁月,郑振铎、李健吾是他们“经常往来的朋友”。钱杨对此当有所耳闻。十年浩劫时,人人自危,李健吾获知翻译家汝龙生活窘迫,偷偷地去看望他并给他200元资助,给了汝龙一家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汝龙谢绝了他的好意,但终生感激他的雪中送炭,李健吾去世后他通宵未睡,写信向巴金表达他对李健吾的感激之情。李健吾关心老朋友巴金的生活,悄悄地借大女儿、二女儿出差上海之际专门给巴金送去500元(李健吾动议汝龙出钱)、200元钱。巴金晚年卧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地撰写专文两篇,赞美李健吾“一颗黄金般的心”。

  “孤岛”末期,李健吾和杨绛有一个共同的悲惨遭遇。李健吾“孤岛”时期因参与进步戏剧的编译,曾遭日本宪兵的迫害,受到水刑折磨。幸得清华校友保释出来。杨绛也险些遭遇同样的迫害,家里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查,被迫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讯问。迫害他们的,竟然是同一个叫荻原大旭的日本宪兵。

  李健吾后来写了《荻原大旭》、《罪案》和《小蓝本子》三篇纪实散文,记叙他的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所遭到的迫害,愤怒地控诉荻原大旭这个和尚出身、人面兽心的强盗的狰狞嘴脸。杨绛在四十多年后的1988年,写了散文《客气的日本人》,记叙日本人对她的“客气”和她的所谓“运气好”。文中记叙她与李健吾先生谈起他经受的种种酷刑,特别是“水刑”直灌到他七巧流水昏厥过去后,杨绛先生这样写道:

  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荻原大旭。

  李先生瞪着眼说:“荻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勤国同志:

  你好!你的信昨天才由所(指杨绛先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注)里的同志转来。李健吾先生是我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大学里毕业早四五年便是长一辈),没有同过学。我写剧本,曾受他鼓励。但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我和李先生曾是同事,但对他的生平,可说一无所知。记得四人帮得势时,他忽对我说:“我的丈母是贫农出身”。(他丈母是我同乡,且有远亲)。我说:“绝不可能。”他和我从社科院办公处一同步行回宿舍(20-30分钟的路),一路争辩——当然是友好的辩论,末了他说:“我的事,你知道什么?”我想想他的话很对。他的生平,我实在一无所知。我只能说说他的为人。他自奉甚俭,工作勤恳,对贫困的亲友很重“哥们儿义气”。他是好丈夫,对妻子(我的同学)笃爱体贴,对子女是十足的慈父而不是严父。他好大言,吃了亏或上了当就“打肿脸充胖子”,朋友都说他天真。我们所知,仅此而已。专复。

  即致

  敬礼

  杨绛五月九日

  钱锺书 同候

  (下转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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