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成名与李健吾先生(2)

　　（上接B10版）

　　解疑

　　《围城》的发表与李健吾的推介

　　据我爬梳剔抉相关资料，杨绛先生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在《文艺复兴》刊出，主要是由于郑西谛先生的关系”这一叙述未免偏颇且片面。《围城》是最初发表在《文艺复兴》第二期。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振铎、李健吾二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号召作家“为科学、为民主、为自由”而写作，1946年1月创刊。

　　《文艺复兴》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实际的编辑就是郑、李二人。大体的分工，李健吾负责创作，郑振铎负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一类稿件。付印前总是由李健吾拿给郑振铎过目。《编后》和《编余》一类文字，分别由两人写，郑编的称《编后》，署“谛”，李编的，称《编余》，署“健”或“健吾”。据此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期刊物是以谁为主编起的。刊物的封面，都是李健吾设计的。

　　郑、李都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相熟，知道钱锺书正在写小说《围城》，就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然而在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文艺复兴》的创刊号发表《猫》，也发表了杨绛的短篇小说 《ROMANESSQUE》。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这样，《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李健吾在《编余》中特别指出：“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向读者介绍。”“这简短的几句话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围城》连载原来预计至二卷五期结束，由于钱锺书患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1947年《围城》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钱锺书写的《〈围城〉序》，在《文艺复兴》1947年1月出版的二卷六期续完小说的同时发表了。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印《围城》，出版后畅销一时。钱锺书的名声顿时如雷贯耳。钱锺书亲笔签名赠送李健吾新版《围城》。当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评价。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并且以李健吾的名字而非“刘西渭”打出了“咀华新篇”的栏题。李健吾在文章中以好友话家常的口吻回忆了他与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交往，并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

　　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清华校友、著名戏剧家、柳亚子先生的女婿——注）……经陈介绍，我家和他（指钱锺书一家——注）家也往来起来了。……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这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

　　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文学报刊并不多。《文艺报》当然是最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阅读面极广且量极大，必定会注意到李健吾的这篇《重读〈围城〉》。或许是他们对李健吾的某一事实叙述（即使那么简约）有所异议，觉得书稿首先是与郑振铎先生约定而非与郑、李二人共同商定刊发的，忘记或者竟然未曾留意书稿主要是由李健吾编辑的历史事实，又或许他们对李健吾在文章中称钱锺书为“书虫子”这样的揶揄（这样的民间俚语朋友间调侃未为不可，写入评论文章中难免有伤大雅甚至也未免失敬）不免哑然失笑，或许是其他未明的因素，故而以“但”字所述委婉地表达某种隐曲。生活经常没有逻辑，这或许又是一个文坛悬案罢。

　　成名

　　“杨绛”的得名、盛誉与李健吾

　　杨绛先生开始写作剧本源于李健吾先生等的鼓励。事实也确乎如此。据杨绛在《〈称心如意〉原序》中的叙述，1942年冬天的一天，陈麟瑞先生请杨绛、李健吾等朋友上馆子吃烤羊肉，李、陈二人都爱喜剧，在兴头上怂恿她也来写一个剧本：

　　大家围着一大盆松柴火，拿着二尺多长的筷子，从火舌里头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说这是蒙古人吃法，于是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对我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戏。可是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这句话也随着一再撩拨了我。年底下闲着，便学作了《称心如意》。

　　陈请客而李、陈两位在席间鼓励杨绛开始戏剧创作，不是没有缘由的。李、陈皆为当时颇有声誉和影响力的戏剧家，李健吾是卓有声誉和影响力兼且票房号召力的戏剧家，更是当时剧坛运动的主将。他们经常往来，当时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动态等当然会成为热门话题。受到“撩拨”的杨绛于1942年底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经陈恳切批评，重新改写后送到李健吾手里。李健吾当即推荐给导演黄佐临，舞台经验丰富，又惊叹喜剧的黄佐临看过剧本后马上拍板决定排演。

　　“杨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剧坛以至文坛上同样与李健吾有关。杨绛原名杨季康。《称心如意》剧本被黄佐临看中，即将发广告排演，李健吾电话问她如何署名，杨绛不敢用真名，担忧一旦失败会出丑，忽然想起家里姐姐妹妹嘴懒，呼她的名字总把“季康”二字说叫成“绛”，于是回答李健吾说：“就叫杨绛吧！”“绛”是“季康”二字的切音。《称心如意》即以“杨绛”署名。

　　1943年5月《称心如意》在“孤岛”上演，黄佐临导演，著名女演员林彬饰演女孩李君玉，李健吾扮演舅公，大获成功。杨绛以一剧一夜成名。“杨绛”这个起于灵光一闪间的名字一直使用到她去世。她的本名“杨季康”反而除朋友、亲人和研究者外被世人所淡忘。

　　“杨绛”初期的名声大震更离不开李健吾不遗余力地推介。能写戏，能演戏，又能评戏，还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人格感召力，李健吾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剧坛是“最有权威的人”，被誉为“剧场盟主”，他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不仅亲自粉墨登场，而且对《称心如意》大加赞誉，自然更使杨绛名震一时。

　　气量大度的李健吾等欣赏杨绛的创作才能，热情地鼓励她多写剧本。“同行而不相忌”，让杨绛“深受感动”。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都很成功。李健吾“欢欢喜喜地”地称赞《弄真成假》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前三部搬上舞台后都获得较好票房收益和社会评价。杨绛一家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告别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日子。

　　1945年，同为剧作家、曾创作过名剧《上海屋檐下》的夏衍观赏了杨绛的喜剧后，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绛！”那时的杨绛先生是剧团的贵宾和剧艺界的座上客。人们介绍钱锺书时，通常会说“这是杨绛先生的丈夫”，恰于八十年代以来相反。

　　建国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与钱锺书都调到了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前身）。杨绛与李健吾同为文学所外文组。同事多年，直到李健吾于1982年去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健吾、杨绛先生皆为难得的文坛多面手。他们同就学于清华，同受教育于朱自清、王文显等多位名师，都曾远涉重洋留学因此学贯中西，又“弗失中华固有之血脉”，葆有民族传统之风骨。皆因戏剧创作和演出而得大名，皆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名世等。在忧患多难的时代风云和环境中，他们以各自的命运担当和执善坚守，构筑了各自丰富的精神世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内涵，为后辈提供了值得深长思之的精神资源。□蒋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