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翻译家汝龙(1)

　　中国人对契诃夫并不陌生，他是“俄国顶级短篇小说巨匠”，是精于悲喜交融的“戏剧艺术大师”。他的戏剧风格影响着曹禺和夏衍等一批中国戏剧作家，而他在沙皇统治时期仍保有的幽默中见悲悯的语言风格则与汪曾祺遥相呼应。

　　但很少有人知道汝龙，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契诃夫，却谦卑地没有写出一篇译著前言的老译匠。如果说作家和译者之间名气的落差是造化弄人，那么两人文字中各自灌注的悲悯与谦逊，性情之中相呼应的那种不为时代所胁迫，对所爱之事业的全然交付，则将两人的人生志业深刻地扣合。

　　勇于交付，心无所怨。面对爱与理想，选择、坚持并捍卫，这恰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品质。汝龙做的是，依靠自己，立定在命运的中心，把理想的光亮引向自己。

　　回溯

　　我们还记得汝龙吗？

　　当走进西便门小区东里一幢年代久远的高层楼，尽管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见到汝龙的家时，我还是吃了一惊。水泥地，白面墙，几乎没有一件新式家具，即使在今日北京平民家里也不多见。“家里原来是石灰墙，白漆是这几年刷的”，汝龙的小女儿汝宜京淡淡地说。

　　中国文学界似乎有点冷落了他。

　　汝龙在翻译界没有“帮派”，没有哪家出版社的老班底，没有莫斯科大学或者列宁大学的求学经历，他的翻译原来都是从英文转译俄国文学，后来才自学的俄文。

　　上世纪50年代，在辞去大学副教授、系主任职务之后，汝龙成为翻译“单干户”。几十年如一日的深居简出，除了睡觉就是翻译，没有周末，很少娱乐，一生只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两个社会头衔。

　　由于没有正式的单位编制，汝龙没有公费医疗，多年罹患肺心病的他，长期靠自己的稿费支付医疗费用。直至病重，其子女曾向中国作协“求助”改善住院条件，作协在开了一份向医院证明汝龙为社会知名人士，可以住高干病房的介绍信后，便不再问津。

　　1991年7月13日，汝龙在一家民办的康复小医院里悄然离世，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也没有发讣告，甚至没有留骨灰。去世不久，《文艺报》在一版左下角发了一条消息，报道汝龙去世及他生前要将自己的全部稿费积蓄捐赠国家的遗愿。

　　身前寂寞，死后苍凉。今年，汝龙诞辰百年。汝宜京回忆父亲时说，“家里除了文学界很少的几个朋友来，几乎不结识其他人。爸爸的眼里只有翻译，只有契诃夫，没有别的。”

　　寻觅

　　“你就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吧”

　　抛开翻译家的身份不提，汝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在他儿子汝企和的同学、文学编辑牛耕眼中，“汝龙伯父身上看不到一丝名人的气派。他住在北京一所非常普通的民宅里，穿着一般老年人最喜欢穿的中式对襟衣服，言谈举止，十分平和。 ”

　　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与汝龙因“政治学习”而有一面之交的翻译家李文俊，觉得汝龙是个和傅雷完全不一样的翻译家，傅雷号“怒庵”或“怒安”，曾因见解不同而从某学院拂袖而去，但汝龙呢，“大脑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条缝，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他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是在钓鱼台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工地上扛木料、清除渣土。”

　　儿子汝企和说父亲是性情中人，嬉笑怒骂挂在脸上，高兴起来哈哈大笑，看电视到感人处，又泪流满面。对汝龙外貌描述最生动的人，是巴金先生，他说汝龙“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巴金，是汝龙走上翻译道路的良师益友。在相遇巴金之前，汝龙还在经历年轻时的荒唐与苦闷。1916年，汝龙生于苏州，名元达，号及人。父亲对其严加管教，期望他日后成为工程师。汝龙却喜欢文学和京戏，有段时间富连成戏班每天下午在广和楼演出，他旷课去听，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

　　他感到对不起父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彼时，他开始阅读新文学杂志，深受鲁迅、巴金等作家的杂文和小说影响，这些作品使他觉悟到人活着不能只顾吃喝玩乐，而应该“为人类献身”。于是他以读者身份给巴金写信，诉说自己想从事文学工作的愿望。巴金回信说，专靠写作是没法维持生计的，建议他要慎重考虑生活问题。从此巴金成了他的挚友和导师。

　　汝龙高中毕业，正值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因不愿当亡国奴，汝龙携新婚妻子文颖逃亡南方，开始流徙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八年流亡，汝龙教学并自修了英语，白天上课，晚上搞翻译，养成熬夜习惯。为了不犯困，他时常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终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那些年他的译稿多达一两百万字，他把译稿寄给巴金看，巴金对译作要求严格，当时从未提及出版事宜。

　　抗战胜利后，汝龙一心想干翻译，夫妇辗转回到北平。汝龙为找原版图书来翻译，就托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友人从学校图书馆借书，译完一本再译下一本。后来，他又每天到协和医院图书馆阅览室里进行翻译。这一年，汝龙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阿托莫诺夫一家》（现译为《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通过巴金的介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那时“国统区”早已物价飞涨，他第一本译著的稿酬仅够买几个烧饼。

　　新中国成立后，汝龙译书陆续出版，境况好转。1952年，他经老友介绍，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后一年，为专心翻译而辞去教职，跟随巴金去上海，任平明出版社编辑主任。白天看稿，夜晚翻译。因译书都能出版，故干劲十足。他亦鼓励妻子文颖投身翻译，在其帮助下，文颖也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少年》等几本译著。

　　彼时，汝龙想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征求巴金意见。巴金说，“你既然愿一生干翻译工作，就该译较难的古典文学, 系统地介绍一位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你就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吧。”

　　鲁迅曾对英法作家和俄国作家有过比较，认为与其看雨果的书，不如看契诃夫，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非常推崇契诃夫，她在《俄国观点》中提到，“灵魂是俄国小说的主要角色，契诃夫是人类关系最敏锐、最精湛的分析师。”

　　汝龙接受巴老建议，借来契诃夫作品读之，深觉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于莫泊桑，遂决定翻译契诃夫。此后至逝世，他都执著地把译介契诃夫当做此生志业。

　　动荡

　　“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命”

　　1953年后两三年间，汝龙陆续译出了《契诃夫小说选集》(共27册)，在平明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而后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为了使译文更贴近原著，掌握契诃夫的风格，他在四十岁时又自学俄文，将以前英文转译的小说，根据俄文重译了一遍，废稿近百万字。

　　译出契诃夫全集，成为此时汝龙唯一的心愿。1953年后，他辞去平明出版社工作，回到北京专心搞翻译。1961年，汝龙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的编外人员，不拿工资，仅靠稿费为生。

　　岳父为汝龙夫妇俩在北京西单达智营胡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巴金来北京看望他们，看见汝龙为安装卫生设备之类的事情忙前忙后，就提醒汝龙“过好胜利关”，汝龙如梦初醒，自此不再关心生活之事，夜以继日为翻译埋头苦干。

　　由于常年熬夜伏案，汝龙烟不离手，一天三盒，严重损坏了健康，他还得了痔疮，犯病时血把裤子都染红了，他在椅子上放个垫子，继续工作。

　　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开始，汝龙受到沉重打击。人文社贴出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家所有值钱物品连同稿费全部“主动”交予了红卫兵。一心以为翻译工作是“为人类献身”的他，却被冠上了“封资修”的罪名。汝龙的精神状态跌至最低谷。

　　所幸此种境况并未持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让汝龙逐渐认识到，文革是荒谬的，而他从事的翻译事业价值巨大。

　　时间不容再虚度，汝龙重整精神，继续翻译契诃夫的全集。屋外正“革命轰轰烈烈”，屋内的汝龙完全沉浸在翻译世界，坚信自己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总有一天会出版。“文革”十年，汝龙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共计六百万字的翻译，并开始校阅已译完的契诃夫文集，对不满意之处又进行重译。

　　巴金深知汝龙“拼命三郎”的秉性，在得知其已完成契诃夫全集的翻译工作后，反而忧心忡忡。1978年8月21日，巴金致信奉劝汝龙：“要争取多活，不要为了几本契诃夫就拼命。”

　　汝龙曾对孩子说，“不管现在能不能出版，我要把《契诃夫全集》搞出来，将来对国家会有用的。我死了，你们把稿子交给国家图书馆。”1980年，在巴金的相助下，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一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付梓，到1995年，十六卷《契诃夫文集》全部出齐。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