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翻译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草婴先生去世时，有记者要我归纳一下草婴先生的翻译风格，我回答说，真正的翻译家或许是没有风格的，因为翻译家的工作目的就是尽可能准确地传导原作者的风格。不过，真正的翻译家是有其精神的，除了草婴先生，这种翻译精神在契诃夫的译者汝龙先生身上，也完全得以展现。

　　汝龙谈翻译

　　“我在翻译上并无什么诀窍可言，要说诀窍，就是一点——多下工夫。工夫下大些，就能翻好。至于什么翻译主张，我也说不出来。我倒觉得，翻译一部作品时，首先要想到读者，要考虑到作者，将作者的风格尽量译出来。”

　　（见《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第364页）。

　　想念汝龙

　　仿佛依旧“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

　　我在大学时就大量阅读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我借助汝龙的译笔步入契诃夫妙趣横生、悲喜交加的小说世界，反过来也借助契诃夫的故事情节铭记了汝龙妙笔生花、惟妙惟肖的译文，从此，契诃夫和汝龙在我的印象中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像一对双胞胎，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是，对汝龙的翻译有了更多的理解还是在几年前，当时我的一位研究生以《汝龙：契诃夫小说的中译者》为题撰写论文，我与她一同阅读了一些资料，还领她去拜访了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汝龙故居。汝龙的子女热情地接待我们，让我们参观原样保留下来的汝龙书房。

　　看着那张已略微有些变形的书桌，看着书桌旁整齐排列着汝龙译作的书柜，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翻译家那纹丝不动端坐着的宽大背影，在这一刹那，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汝龙妻子文颖在丈夫去世后不久所写的《翻译家汝龙的一生》一文的开头：“汝龙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半年多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仍觉得他坐在书桌前像往常一样，抽着烟卷，在翻译契诃夫的小说。他一生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图名不图利。从1937年开始学习创作，后致力于俄国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直到去世，从未间断，共译出近一千万字译稿，对介绍俄国文学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位翻译家的汝龙，一生都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即翻译契诃夫。其实，汝龙在专心做翻译之前也写过小说，以他的文学修养和文字水平而言，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可在听从好友巴金要他完整译出契诃夫的建议之后，他一诺千金，从此将翻译契诃夫当作毕生的事业；其实，汝龙在翻译契诃夫之前也译过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译作是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即《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他还译过托尔斯泰、库普林、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小说，但在发现契诃夫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之后，或者说，在发现自己的翻译文字与契诃夫小说风格的高度契合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专译契诃夫；其实，翻译家汝龙有过很多工作，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他在四川做过多所中学的教师，也在江苏多所大学授课，还在巴金主办的平明出版社和后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可为了专心致志地翻译契诃夫，他很早便辞去工作，甘于做“全职”的文学翻译工作者。

　　一尊中国翻译家雕像

　　“汝龙俯身书桌，文颖则趴在缝纫机台面上工作”

　　为了翻译契诃夫，汝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汝龙开始从事文学翻译，时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他带全家颠沛流离到四川，以在乡村中学教书谋生，可抗战胜利后不久，汝龙便在上海出版了洋洋27卷的《契诃夫小说选集》。汝龙夫妇多子女，生活负担不轻，他和夫人文颖在设法养家糊口的同时却齐心协力搞翻译，经常切磋翻译技巧，据他们的子女回忆，这对译家伉俪译书不辍，汝龙俯身书桌，文颖则趴在缝纫机的台面上工作，这既温馨又不无辛酸的翻译场景，真该定格为一尊动荡岁月里执着事业的中国翻译家的纪念雕像。

　　汝龙起初是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他曾在大同的教会中学学习，英语基础很好，后来长年又在中学和大学教授英语，而被汝龙用来作为母本的契诃夫小说英译本恰好也很出色，这个英译本出自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之手，作为一位杰出翻译家，加内特在英语世界的地位几乎相当于汝龙在汉语世界的地位，她翻译的大量俄国文学作品曾受到包括康拉德、乔伊斯等人在内的众多英国文人的高度评价，长销不衰，但是，就像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后来都不约而同地对她的译本提出异议一样，汝龙大约也感觉到了其中的不足。

　　在戈宝权先生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给汝龙捎回全套的12卷本《契诃夫全集》后，已年逾四十的汝龙下定决心为翻译契诃夫而自学俄文，在掌握俄文后，他便开始重新修订所有旧译。在汝龙故居，汝龙的子女向我们展示了汝龙的校译稿，稿纸上密布着的那些字迹或大或小、墨水或深或浅的修改，无疑就是汝龙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的最好体现。据汝龙夫人文颖回忆，病重住院的汝龙，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契诃夫文集》的译文定稿。就这样，汝龙数十年如一日，最终以一己之力向汉语读者展示出一个完整的契诃夫。

　　“职业翻译家”眼中

　　“其他工作都是混饭吃，做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

　　汝龙起初做翻译，大约也是为了“间接地”实现他的文学梦，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一日》的小说，小说在重庆的《抗战文艺》杂志刊出，还有人要把它改成活报剧，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启事寻找作者，事后才得知此消息的汝龙说：如果当初知道我的小说能刊出，也许就会继续写小说，不干翻译了。但一旦真的做起翻译来，汝龙却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俄国文学的汉译者一样，将自己的作为与民族的兴亡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即鲁迅所言的“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如果说俄国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汝龙而言起初或许是偶然的，那么，俄国文学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曾发挥的巨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却使得汝龙渐渐地将自己的工作当成了一种文学责任，一种文化使命。他不仅自己翻译，也鼓励夫人做翻译，还教子女做翻译。文颖回忆道：“汝龙一方面自己译书，一方面还培养接班人。不管是朋友的儿子，还是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来找他。学习英语，他热心地教他们。他一谈起翻译来就精神百倍，滔滔不绝，鼓励他们学好外语，也干翻译。”汝龙曾说，教书等其他工作都是混饭吃，做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在汝龙眼中，文学翻译无疑是一件好事，一门崇高的职业。

　　如果对汝龙的翻译精神做一个概括，这便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以及深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俄语文学翻译、乃至整个文学翻译、乃至整个文学的社会影响均急剧下降的当下，继承汝龙的翻译精神于我们而言更具现实意义。

　　诚然，像汝龙那样做一名“职业翻译家”如今或许已难以养活全家，甚至养不活自己；像汝龙那样专译契诃夫的做法在当下也难以为继，因为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家早已被数度重译。

　　但是，汝龙翻译精神的当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我们应该像他那样，虔敬地面对我们的翻译对象，挑剔地面对自己的翻译文字，争取留下一些能传世的译作；其次，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将翻译理解成一种能移风易俗、面对现实的文字力量，翻译过来的文字往往更能作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像他那样，在以文学翻译为稻粱谋之后，在把文学翻译当作自己文学追求的一种实现之后，最终使文学翻译成为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存在方式？

　　□刘文飞(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