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我”的本土史学书写(1)

　　2009年，吴飞的《浮生取义》作为“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第三本面世。书封改了十几次，最终定以遒劲而干枯的树枝挑明华北农村中生死之间的张力。这套丛书策划人谭徐锋说，这是对书和作者必要的尊重。

　　没有腰封，没有炒作，本可打上“哈佛博士”、“农村自杀现象研究”的噱头，但出于对作者意愿及丛书气质的尊重，低调出版。

　　当下丛书出版，有些气魄和规模架得很大，有些因呼应公共议题而掀起时潮。“新史学&多元对话”却一直以史学应有的沉潜气质，守本分，执水准，与变幻风云温和相抵。2006年春，“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在10年间出版14本。

　　“有一本做一本，作者是谁，哪门哪派，都不重要。”促成丛书创立的历史学者杨念群说，重点是作品质量是否符合丛书的水准、气质与理念，守住本土史学的一点倔强。

　　B05-B06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香山论剑”

　　史学新法的自觉反思

　　“新史学&多元对话”的缘起可追溯至2002年的“香山论剑”。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概念的百年之际，杨念群召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汇聚香山，探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历史学如何与社会科学展开对话的问题。

　　“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了。”杨念群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西方渡来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及其对新文化史、历史记忆、全球史、图像史和历史书写的关注，给历史学带来很大冲击。在这个当口，历史学需要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方法论的自觉反思对此做出回应。

　　谭徐锋说，“香山论剑”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立即解决问题：如何把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去？

　　2006年，杨念群和谭徐锋着手以这套丛书（国内学者或华裔学者撰写）的每一本原创著作，来踏实地解答这个问题。可10年下来，不足20本——在层层相依的史学考据惯性与西方话语套用泛滥的现状下，好书并不好找。

　　丛书书目选择来自策划人的寻找与甄选、学界的推荐和豆瓣等公开平台上的征集，再通过严格的匿名评审筛选。因为着眼于“新”，还多了一种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筛选。

　　谭徐锋把“新”字理解为一个动词。首先，入选学者及其著作需要有学术方法的自觉；研究不可为新而新，背后需要有深刻的历史发展趋势诉求；丛书更侧重明清史和近代史，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段内新材料的大量涌现有助于更新史学研究和历史认知；最后，“新”还落实在史学“新人”之上：80后青年学者也在丛书作者之列。

　　“如果10年间，一位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没有更新，不能不断与‘昨日之我’角逐，那么这位学人的论著或许就不会入选这套丛书。”相比大多丛书，谭徐锋的甄选标准显得有点“苛刻”。

　　谭徐锋的观察是，国内的丛书并未形成稳定的标准，部分丛书中单本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出版社又过分强调利润，并未给学术性较强的丛书留出充分的发展空间。

　　即便面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可以把丛书做成启蒙运动的大好时代，谭徐锋依然保持他一贯的审慎态度，对那个时代的丛书出版也有反思：虽然当时的翻译主力如今都已成为老师辈，但他们当时的语言能力及翻译时一些掐头去尾的做法在今天来看值得商榷。另外，国内对于西方学术整体性演进脉络的把握并不精准，热潮之后的消化不良给之后的学术研究留下后遗症，如对西方术语和理论的僵化套用。与此同时，国内史学界的部分短板依然存在。例如，微观史的研究少有真正能以小见大的佳作，国内历史学者的叙事能力依然有待整体性地提升。

　　相比之下，他更欣赏国外高校出版社的出版风气与氛围。由于对利润的追求较低，它们更偏于公益性的定位使书籍出版更纯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东亚研究丛刊和加州大学出版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丛书，数十年苦心经营，每年出5本左右，坚持至今”，谭徐锋眼光所及的丛书标杆，正是它们。

　　“上世纪80年代时，知识分子还是精英。但随着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平庸化，社会大众开始变得反精英化了。当下，丛书的学术意义会越来越明显，而文化意义会越来越稀薄”。从人民大学出版社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说自己很幸运，先后服务的两家出版社，领头人都有出版家的人文情怀，无形中消解了学术出版的自我煎熬。

　　与其说谭徐锋是一位丛书策划人，不如说他在以此身份和做丛书的方式在做学术，至少是一门学问。“‘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的调性是开放而沉静的，或许是由于进入出版圈已近十年了，我们已经过了要标榜什么的年纪”，他笑着说，“我们在以平和的方式做建设性的事”。

　　“对话的理念”

　　由方法论到问题意识的更新

　　直接促成丛书创立的杨念群，把“新史学&多元对话”放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中解读，认为它记录着国内史学自我更新道路上的转向。

　　他对丛书这种出版模式非常谨慎。“丛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存在质量不稳的现象。从出版社的角度，丛书的确有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但对于学界，有时候反而会把一些好书淹没。”

　　或许正因为策划人和核心学者的审慎，“新史学&多元对话”有点另类。除了有一本做一本的精与慢，丛书作者群也很松散。无论从学术传承脉络、学派、地域还是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学者代际，都不太能规整这套丛书。丛书中80后青年历史学者胡恒的观察是：这套丛书不志于形成有一致研究旨趣与研究风格的学术团体，更倡导一种开放、多元的学术对话理想,不要求或强求作者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但需要大家认同一种对话的理念。

　　“对话的理念”是杨念群召集“香山论剑”的初衷之一。有感于社会科学对人文传统的冲击和压抑，他倡导学科之间的多元对话，并以“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和与之互动良好《新史学》集刊落实。在历史学越发专门化的趋势下，学术训练和专业知识呈现出严重碎片化倾向。“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一个专门领域里是有效的；突破了这个专门领域则无效。这种问题意识无法形成对话，会导致自我封闭，甚至成为某种自恋。”

　　胡恒在学生时代就曾目睹师长一代有关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讨论,走上职业学术道路后一直在反思：史学研究的碎片究竟要碎到什么程度？史学该如何对碎片进行整合，更新对于传统历史的认识？

　　在上周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研讨会上，胡恒再一次体会到史学研究碎片化导致的尴尬和多元对话的迫切需求。“经济学讨论清史问题的气魄很大，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会给历史学者一种刺激:当你过多关注于碎片化的知识而缺少整合，放弃对一些重大史学问题的讨论，史学的失语状态恐怕还会延续。比如，遗传学家已经在用DNA来谈论早期人类起源了，那历史学要如何对此回应？”

　　胡恒于2015年出版《皇权不下县？》,尝试以宏观性的“问题意识”回应史学研究过于碎片化的现状。这项研究本可做成一个传统的政区地理研究，但在杨念群的引导下转向了一个更大的整体性问题，对费孝通之后“皇权不下县”这一普遍认知提出修正，从而争取和其他学科对话的空间。“历史学也可以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杨念群说。这种沉静的尖锐指向学理讨论。《皇权不下县？》出版后，的确引发了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的热议，甚至争议。

　　胡恒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观察到中西史学训练的差异：中国史学界往往不太提倡在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之前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话语，也不太强调逻辑思维的训练。美国学界在这方面更宽容，允许学者大胆提出概念——即便它们仍不算丰满和准确，但可以就此讨论，不断修正。提出问题甚至比解决问题要更重要。这种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很少见。当《皇权不下县？》一上来就指向一个宏观问题时，有争议很正常。

　　《皇权不下县？》体现出“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关注点的转向与更新。2006年以来，丛书也在不断成长。早期三本书很明显强调“方法”：杨念群的《再造“病人”》是后现代史学的一次尝试；王笛的《街头文化》反映出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注；海青的《自杀时代的来临？》则是精神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历史场景的再现。至《皇权不下县？》，丛书的侧重点由方法论转向了整体性的问题意识。

　　转向并不局限于丛书自身的更新。往前推30年，80年代史学界关注的是现代化，90年代眼光下移，转向底层。时代的种种转型自然地渗透进入各个学科。自80年代起便被社会科学强势压抑的传统史学，在边缘化的状态下如何对外进行对话，又同时对内进行自我更新？这段路必然走得艰难。“新史学&多元对话”从理念到实践之路已经走了十多年。杨念群有一种不紧不慢的“野心”：“坚持下去20年，这套丛书会成为中国史学自我更新的全景式记录。”

　　（下转B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