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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多元对话

寻找“自我”的本土史学书写(2)

2016年06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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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理论》
《皇权不下县?》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4年2月引进出版,集结了日本历史学家讲述中国历史的系列著作,国内学者许宏、罗运环、王子今、阎步克、邓小南、姚大力等纷纷为中文版作序推荐。
“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

  (上接B05版)

  ▶《中层理论》

  作者:杨念群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

  本书作者杨念群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授,“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的主持学者。他通过自身的历史写作和他人著作的推荐,维护着丛书的气质和体格。

  ◀《皇权不下县?》

  作者:胡恒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在杨念群的指导下,胡恒在本书中没有因循传统史学方法,而是在系统全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制度渊源与变革,经由区域研究的通道,寻找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

  “史学的自我”

  被压抑的本土人文传统

  谈“自我更新”,首先要廓清中国史学的“自我”。

  把近代史学发展脉络拉回到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概念的那个节点。此前,传统史学关注帝王将相的政治风云;此后,旧史学过渡到新典范,并产生多元的史学派别,如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和郭沫若偏向的史观学派。1949年后,预设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宏观问题占据了主流地位,传统史料学逐渐边缘化,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80年代。90年代起,实证学占据重要的地位。此后的故事又可接回到2002年的“香山论剑”。

  仅仅百年,史学如此多舛。尤其是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几经风雨,很难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才华。

  “历史学一定要找到自我”,生于60年代的杨念群感叹,“形成历史学自身的气质,很难”。

  当“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的关注点从方法拓展到有整体性关怀和对话潜力的问题意识时,杨念群循着一条更长的史学发展脉络开始回寻。回溯点超越了梁启超基于民族国家建设所提出的“新史学”概念再往前追,追至百年西学东渐之前的人文传统。我们发现,社会科学对于人文科学的压抑,只是大学体制化,或者体制西化之后,现代化大潮中的小浪潮而已。

  “个人观点,中国从古到今真正的学问只有史学,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是,中国本土的史学不仅在大学体制建立后被强势的、西渡的社会科学压抑了,它也被误读着:史学传统是保守的、复古的、历史循环论的。”杨念群说。近代进化论被引入中国后,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变得单线化,将传统史学方法一概视为僵化的旧学。反倒是在我们的传统之中,存在着“文质之辩”这种辩证而有效的看法。

  在这种倾向下,“历史叙事变成了一种失去的人文传统。”杨念群说。史学界太注重学术语言,却中断了优美地书写历史的传统。学者写出的历史枯燥乏味,通观式的写作能力也逐渐丧失。“现在,历史学不缺考据,缺的是义理和辞章”。

  与之相应,80后的胡恒一只眼睛关注着代表着未来的“数字人文”对于历史学的冲击,另一只眼睛也看到当下史学与本土传统的断裂:传统读书人对于传统文化有日常的体会,但现在,史学是独立于我们身体和精神之外的职业化生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者,多才多艺,汇于一身,富有情趣。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继承了其中一段而已,传统学术已被肢解掉了。而个人在这种大环境中是很难逃脱的,大师也越来越难寻觅”。

  胡恒的看法有一些悲观,要重寻本土史学传统,并形成一批自由游走于中西史学与文化之间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大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80后的历史学者或许也将是这一漫长道路中过渡的一代。

  “历史的书写”

  面向大众的历史由谁来写

  西学进入中国,百年有余。回望本土的人文传统,面目多多少少会有些模糊。重新发掘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并不容易。

  如果将更多元的历史书写方式作为一条具体的探索路径,那么这条路上已有尝试,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史景迁以讲故事见长的畅销作品,在学界也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

  对于历史书写方式的讨论,在历史学界内部正在进行,但若进一步去观察这种书写方式能够达到何种彼岸,则可以牵引出一个外向的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如何通过合适的历史书写方式和大众的历史认知之间建立关联?或者说,如何让学界的研究成果已更新的历史知识,通过一种有效的路径被大众接受,从而更新大众的历史知识?

  谈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急”。在整体学界,由于知识和专业的细化导致对话不足,在非史学的其他人文学科也存在历史知识更新滞后的现象,且不占少数。当视域扩大到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情况又将如何?

  70年代末,曾有学者撰写“中国历史小丛书”,之后这种面向普通读者又持有水准的历史通俗读物并不多。随着学术体制逐渐规范化,史学界留给学者进行自由写作的空间缩小。大家书写通俗历史的传统就此断掉。学者变得不屑于写这些作品;又或者,这种娓娓道来书写历史的能力在学界已不太多见。反观日本,讲谈社出版过一套中国通史作品,作者均为日本一流学者,很受大众欢迎。

  “在中国,这些阵地多数被非史学出身的作者占据。史学界不能一边指责这些非史学作者的戏说写作,另一边,我们自己又不去做这些工作。在这点上,史学界或该检讨。”胡恒说。

  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美国公共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当下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新领域。“公共”二字在美国的提法更纯粹,实践也相应地更有效,而且美国公共史学有其具体的发生背景。在“公共”二字语义暧昧,甚至被污名化的国内,学界对其谨慎待之,的确在情理之中。这种情形之下,谁来写,如何写,成了一个新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谭徐锋说:“现在国内处在历史观比较混乱的时期。历史还在重建的阶段。”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当下国人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人们缺少看待事物的柔韧性和纵深感。“其实,史学可以成为很好的修正人生观的方式,它会让人不会那么偏激。看似波澜不惊的阅读,往往可以掀起更剧烈的波涛。弥尔顿说‘好书是俊杰之士的心血’,好的历史书值得我们去守候与催生。”

  至今出版了14本著作的“新史学&多元对话”丛书,陆续还会有新书面世。它不媚俗,也不张扬。他人很难强加自己的意愿在拥有这种气质的事物之上,它有自己运转的节奏。在这个重建历史、重寻史学人文传统的时代,它缓缓地建立着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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