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给官员亲属敲警钟

　　■ 社论

　　近年来贿赂犯罪形态日益复杂化，官员不再成为直接的受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现，并在一些大案中的应用，对一些官员的身边人也无疑敲响了法治的警钟。

　　近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贾晓晔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被告人贾晓晔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赃款赃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同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周滨案进行公开宣判。其中，对周滨伙同他人，利用其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针对此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6亿元。

　　贾晓晔和周滨的判词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正式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纳入到刑法体系中后，这一罪名已频频出现在一些贪腐大案中。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因应社会现实和反腐需要的产物。随着中国廉政制度的逐步完善，过去几等于“腐败犯罪”的贪污案已呈加速减少的趋势。贿赂案则超越贪污成为“腐败犯罪”的代名词。

　　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较量中，近年来贿赂的犯罪形态同样在与时俱进，并日益复杂化。一个典型的表征就在于：传统贿赂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直接收受请托人贿赂的“一对一”行为模式，已逐渐“转型”为国家工作人员身边的“特定关系人”来充当受贿犯罪的主体。由于这些“特定关系人”很多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过去在追究此类犯罪时，通常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共犯。

　　不过贪腐官员贿赂罪的共犯，并不能涵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范围。因为共犯的成立，以双方有共同受贿的故意或行为为前提。当没有证据表明该官员明知“特定关系人”利用其职务或者地位进行受贿而予认可或默认的情况下，将该官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并不符合法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这类情况归入“影响力交易罪”，这也成为中国推动“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单独入罪的比较法依据。“影响力交易罪”并不以官员参与为前提，只要借助了关系密切的官员的影响力即可成立。在中国现行刑法上，“特定关系人”不论是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本人的职权，还是其可以影响到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都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样的立法安排，较之过去，更注重程序正义，也更具可操作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核心词汇显然是“影响力”，而非受贿。一个高官的夫人、儿子为什么能轻松“受贿”，并不是其能力异乎常人，而是高官的“影响力”无远弗届。

　　当然，对于“特定关系人”而言，虽然她（他）的风险增大了，但只要那位“有影响力”的人还在，即便被追责，对家庭及未来生活而言，也还留有希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下的受贿犯罪中，多数都是官员的身边人（特定关系人）站在了收受贿赂的“第一线”。破解此道，还需要侦查机关多在搜集、固定受贿的证据上下工夫，以扎实有效的侦查行为，将那些其实知情但却坚称受贿为“特定关系人”独自所为的腐败官员送上法庭。

　　同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一些大案中的应用，对一些官员的身边人也无疑敲响了法治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