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钱穆的文学课堂

　　1953年，流亡香港的钱穆，跌至人生谷底。他奋起挣扎的方式，是选择去创建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那年钱穆虚岁六十。

　　彼时，懵懂青年叶龙25岁，他走出著名的香港调景岭难民营，坐在了新亚书院的课堂上，他第一次见到老师钱穆：长长的眉毛，不太有笑容，穿一件发旧但干净的蓝色长袍。

　　此后的近四十年岁月，他们命运交织。

　　当年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八门课程，因同为江浙人士，叶龙对于钱穆的无锡口音国语毫无理解障碍，且自学速记，于是一字不落地记下全部听课笔记。就这样，原本是“绍兴小书记员”的叶龙，从新亚书院出发，一路追随老师钱穆，成为了他身边最重要的“影子”记录者。

　　一个甲子年过去了，叶龙在香港辗转搬家十几次，那些听课笔记最不舍得丢。人老多情，他抚摸这些发黄的本子，渐渐萌发整理的念头——他对自己说，趁还能看得见、写得动，把这些讲稿整理出来，也算是为后世“钱学”研究有“补白之功”。

　　2013年底，叶龙整理出第一本钱穆的讲稿《中国经济史》，然推出后学界甚少动静。2014年5月，叶龙开始整理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这一次，他渴望更多对钱穆的关注。

　　在全书出版前，这本钱穆的文学史讲稿的部分章节曾在报纸上连载50期，其绪论中一句“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引发钱理群、洪子诚、陈平原、刘再复、王德威等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激烈争论。

　　这本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发源，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被誉为“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它经由天地出版社刊行之后，读者热情拥抱，学界却显得有些冷淡。

　　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入门书”三个字。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详略不当，缺乏严正的学术规范；它很随意也很“真性情”，讲求“落花水面皆文章”，没什么高深的发现，它甚至被评价为一本“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的文学史”。

　　可它依然配得上我们足够的敬意。

　　1955年，在那块流亡的土地上，初创的新亚书院面积不足2000平尺，它落魄地挤在深水埗桂林街61-65号四个单位，楼下是纺织工厂，对面是三宝佛堂，后面是潮州饭店，斜对角是小舞厅。而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难民营，早上干采矿修路的苦活，傍晚赶回学校听课。他们的水平，决不能和当年的北大、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学生相比。给他们讲授文学史，钱穆是吃力的，他必须迁就这些流亡学生的理解水平。

　　更心痛的是，钱穆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新文化一统天下，而在香港这“借来的城市”里，西方文明汹涌而下，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他要说说旧文学的好，以期为新文学提供一份可能的贡献。

　　也因此，想要看懂这本《中国文学史》，须真正看懂当年钱穆的心情——“我希望我不是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说话是带感情的，我经常是随便空说，请你原谅，但我希望做一个中国人，我要堂堂正正做人，中国文化要堂堂正正地站起来。”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详见B02-B05·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