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初心 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等待后人欣赏(1)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成书环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彼时，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沙漠。教授们完全是凭着一种挽救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理念在奋力支撑。

　　在这样的环境里讲课，钱穆先生所要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给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所以，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心情。钱穆在构建这部文学史时，自始至终都紧紧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恢复传统文学的生命力，使之在青年人中得以传承。

　　“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

　　为旧文学的活力正名

　　据叶龙先生回忆，钱穆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曾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但我觉得这只是钱先生有感于传统文学被判死刑的愤激之言。因为读这部讲稿，能够深深体会到全书贯穿的文学史理念，是要说明：“所谓新文学出，旧文学告退，这是不对的”。虽然自从二十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以来，旧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但传统文学不是死去的文学，而是有生命力的。它本来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不会因制度和社会的变革而消亡。所以“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基于这一理念，全书的文学史观突出了两方面的见解：首先，传统文学发自人类的心灵，出于日常社会生活，与人生密切相关，是有生命力有性灵的。作为历史学家讲文学史，钱先生很注意阐发“纯文学”的性质。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因为此时的诗“转变为日常的社会生活了”，由此而产生文学的灵性和生机。在“绪论”中，他说“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此诗“只讲天地间的自然现象。这一番写景不是死的，也不是静的，而是活的，动的”。他认为“陶诗的‘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读来虽觉平常，但可使内心感到生机洋溢，其味无穷”。杨炯的《从军行》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所以好，也因为“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日常人生的吐属而已”。

　　他对作家的评价，也很善于发掘其生活中真实的性格，因为活的文学就是这些作家日常人生的感受及其表现。例如在建安诸家中，他特别推崇曹操和曹丕，认为“曹操的很多诗歌，都是对现实人生所感受的及时之作”，“作者对当时人生的生活感受作出深情倾吐，情理融和，感人至深”。尤其是曹操的文章，当时作者虽然贵为魏王，“他的文章却仍然似一位普通下民身份倾吐心声”，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率直坦诚之心表达其奉公为国之愿望，其毫无拘束、绝无隐私地直抒胸臆，使他造成前所未有的挥洒自如的文章特有风格”。

　　同样，“曹丕的文章只讲日常人生，但留传而不朽”。曹丕的书信“写的是亲切有味的日常人生琐事”，并进而联系到后来的颜真卿、蔡襄等写的字帖，也是“把极平常的人生放进最高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中去”。所以他提到曹丕和建安七子时，着重在通过一些轶事讲出他们的性格，如孔融的好客和聪明，曹丕带领众人为王粲送葬学驴叫等等，都活生生地讲出了这群建安诗人放达的性格。“宋代古文”一篇没有讲多少古文，但将许多名家的故事讲得趣味横生，也是为了说明文学出自日常生活。

　　一本特殊的讲稿●●●

　　评判不了学术价值

　　钱穆先生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尘封了六十年。这样一部著作，是很难放在学术史中评论的。如果按照常理，学术著作或是学术讲稿的即时性评价，都应该根据当时文学史研究发展的状况，将该著作的学术创见、撰写体例，与之前的文学史著作加以比较，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但是这本讲稿太特殊了，因为它是新出版的六十年前的旧稿，而“后出转精”是学术的一般规律。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六十年前的著作，十分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妨将钱著置于上世纪50年代中叶，在回顾20世纪初以来各类文学史研究的进程中，对它的学术价值做一个客观评判。但这样做或许又会埋没它的价值。

　　首先，这本讲稿虽然据记录者说是“如实记录，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但是讲稿毕竟没有经过作者本人审读，与作者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亲自撰写不同，所以不便与众多专著式的文学史研究比较。

　　其次，讲稿记录的环境是在50年代的香港。当时新亚书院在草创时期，也是钱穆先生人生最困顿的阶段。校舍简陋，经费不足，图书匮乏。学生大多靠打工维持生计，八成缴不出学费。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沙漠。教授们完全是凭着一种挽救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理念在奋力支撑。

　　在这样的环境里讲课，钱穆先生所要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给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所谓“人生的出路”，并不是一份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明白人生的意义和自己的文化根基所在。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文学史讲稿，也不能和通常的文学史写作相提并论。

　　钱穆“真言”

　　建安文学

　　建安时代的曹氏丕、植兄弟，他们的作品本来是不相伯仲的，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但刘勰说了句公平话。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此处以“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简单八个字，说明了两兄弟，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

　　也说李杜

　　李白是最难评论的一位诗人。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名声远在杜甫之上，是一位社会文学家。李白是流浪的，到东到西，是一位流浪的人士。朋友中有很多道士，他与王维同和尚来往不同。当他出长安时，有人形容他“仙乐满囊，道书盈箧”，可见并非是中国正式的士大夫。

　　李白信道，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唐代可用诗应考科举，但李白并未考过，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已彻底解放了。

　　杜甫崇儒，是严正的读书人，他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这个时期，吃过残羹冷炙，生活极为困苦，但心胸却扩阔了。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