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初心 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等待后人欣赏(2)

　　（上接B02版）

　　钱穆的文学观●●●

　　根植日常 天人合一

　　强调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力和活的灵魂，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讲中，也贯彻在他对文章体类和六朝诗论的解释中。“文章的体类”一章说：“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如太史公的《史记》和《孟子》以及《庄子》等作品，其作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并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

　　杜甫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他评论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指出“文章之技法易讲，但气是活的，是神气，是活的魂”。在阐发钟嵘《诗品序》关于诗歌“感荡心灵”一节时，他说：“人生于世，所面对之日常生活遭遇与相处，一年四季之百态，摄入吾人心灵而感动，发而为文。”这虽是解释曹丕和钟嵘的文论，但实际上也说明了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有生命灵魂的原因。

　　正因为文学具有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血脉不断，社会生活还在持续，中国传统文学也必定代代相传：“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是等待后人去发掘欣赏的，数千年前的文章，今日仍可诵读”。

　　其次，钱先生强调中国文学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他认为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讲“万物一体”，“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他讲《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认为“此诗并非专说时令与自然，乃将自己心情与大自然融化合一，虽是赋，但其实含有比与兴的意义在内。此即将人生与自然打成一片。从其内部说，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灵；从其外部说，这是诗的境界”。一般文学史讲赋比兴，都只是视为由《诗经》开创的艺术表现方式，但钱先生认为“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

　　从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精神去理解赋比兴，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仍有启发意义。在解释作品时，他也常常发挥这一观点，比如说《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中的“促织鸣东壁”句，说“以动物来唤醒人，有使天地万物都成为一家的观念”；讲“时节忽复易”句：“尾三字说明时间在匆促地向前转移着，显示出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全诗开头八句“是讲人生宇宙，从草木虫鸟说到万物都在变。这一段诗是讲人生的无可奈何与生命短暂，有极大的感慨”。这就通过一首诗的解析讲清了天人如何合一，说明了中国最早的古诗已经将天道运转与生命意识融为一体。

　　审视“瑕疵”●●●

　　“诗文是中国文学正宗”

　　天人合一其实是人顺应大自然的一种最本真的境界，所以必然由此导出崇尚自然纯真的文学审美观。钱先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指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段文字不但可称美文，而且以花开鸟鸣、水流云行等万物的自然状态为比喻，从哲理上打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与文学自然美的关系。

　　强调传统文学来自日常生活，具有生机和灵魂，与指出文学中天人合一的内涵这两方面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天人合一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人在日常人生中对天道自然、时空万物的感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最基本的精神。钱先生从两方面说透了传统文学为什么不会死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命力是与天地共生的，产生于这个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天人合一也是中华民族的性情中最重要的特点，包容万物，一任自然，这种博大宽广的文化情怀正是它区别于西方文化之所在。正如钱先生所说：“一国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现，为表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可以让万物共容，不必定于一尊，才是表示文化伟大。”

　　如果能够把握钱先生文学史讲述中的以上理念，对于这本书中的某些“瑕疵”也不难理解。从整体结构来说，全书的章节按照每个历史时段最突出的文体成就划分，布局是合理均衡的。但内容却明显存在不平衡的问题，356页的篇幅，唐以前占了256页，宋以后只有不到100页。而且讲析的重心在汉魏六朝隋唐，尤其是魏晋。宋以后所列作家作品少，“宋代古文”几乎没有作品讲析。“小说戏曲”部分只讲形成原因，线条较粗，明清传奇未提。“明清古文”讲的也主要是近代。除去当时教学条件的限制等因素，我想这或与作者关注的重心有关，整部文学史贯穿了“诗文是中国文学正宗”的观念，这固然是学术界传统观念的延续，更因为二十世纪初的激进思潮否定的就是以诗文为代表的正宗雅文学，而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就在汉魏六朝隋唐，这正是讲者要说明传统文学为什么有生命力的重点时段。

　　多读《诗经》

　　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并且最好是先读《诗经》。孔子喜欢《诗经》，而且尤爱“二南”指《周南》和《召南》。所以他常鼓励学生要多读《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诸子百家

　　孔、孟、老、庄的意境高，之余纵横家、小说家和法家等，就低了。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说理的文章要面对广大的人群，如墨子之喜为大众讲话。孟子则不然，他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讲稿背后有深意●●●

　　传道才是真心

　　读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教学方法。作为教材，此书很重视文学史知识的传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讲析过程中，还穿插了读书的方法，例如第三篇《诗经》在详细解释何为赋比兴之后说：“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而且最好是先读《诗经》。”接着他举出孔子与学生讨论《诗经》的例子，又举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是为得之”的话，来说明欣赏中国文学时，“其方法是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然后再通过分析《郑风·狡童》篇以及张籍《节妇吟》、温飞卿《菩萨蛮》作为示范，说明读古人诗词“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实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

　　除方法外，讲稿还能指明读书的境界，如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讲先秦散文，说“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那一时代的文章，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又比如讲《古诗十九首》，“读了诗后要能与天地及人生配合”。在操作层面上，则能结合治学的体会，具体指出读书入门的途径，如谈《昭明文选》时，认为这本书所选的古代诗文辞赋相当广泛且多，如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再加上一本《诗经》，业已足够了，因为学《文选》的就穿插了先秦诸子。读明清章回小说则可从金圣叹批注的“六才子书”入手。

　　这些方法中有的还包含着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第十三篇《汉代散文》说，“吾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即道德意识能不能加进文学中去，《史记》、屈原、杜甫都证明了“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又认为西方关于“历史需要文学吗”的问题，也可从《史记》得到解答。这类教人如何读书思考的文字在一般文学史论著中是看不到的。

　　对于学生来说，读书的方法比知识的传授更重要。因为文学史的讲授是有限的，文学著作却是读不完的。所以钱先生在《结语》中说：“我希望大家听了这门课以后，再去图书馆研究。”并期待学生中有立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能以献身的精神在学术界开荒栽种。可见钱穆在构建这部文学史时，从观念到教学方法都紧紧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恢复传统文学的生命力，使之在年轻一代中传承。

　　尽管由于时代的变革，文字可有文言、白话之分，内容也有新、旧之别，但传统文学中所体现的一国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中，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切断。讲清了这个道理，就是钱穆《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

　　□葛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