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叶龙记录大师讲稿

　　在钱穆众多的弟子中，叶龙默默无闻。

　　他今年虚岁89，除因早年颠沛香港，落下腿疾，需时常贴膏药之外，身体尚算硬朗。比起同龄人中那些需要坐轮椅的，叶龙觉得自己“幸运多了”。

　　他是一位讷讷的老人，退休前是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研究清代桐城派，独自用力走完学术一生；退休后，在香港青衣岛这片“老人的天堂”上鳏居多年。走在人生最后一程，叶龙笃定地做着一件自信会被后人永远感激的事情：整理、注释先师钱穆当年未曾出版过的讲稿笔记。

　　叶龙经常自嘲一生中的成功之处，“大多和写字有关”。他写簪花小楷，端庄雅正，有金石之气。从当年一个勤奋的绍兴小书记员，到成为钱穆身边的记录者，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人，最终会成为记录钱穆思想的“复述者”？

　　B04-B05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飘摇时代●●●

　　各自归隐与师徒传薪

　　自2014年始，钱穆的《讲学札记》、《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陆续推出，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这位“一代通儒”广博而幽深的学养。而2016年3月上市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更是掀起了中国文学史界“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热潮。

　　姑且不论学界如何饶有兴致地评议这本“阅读中国文学史的‘入门书’”，大众对于叶龙整理的这个版本的钱穆“文学史讲稿”，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网上到处都在传阅钱穆的“金句”——“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伴随这些“金句”而涨潮的，是叶龙的名气——他被迅速冠之以“钱门传薪人”的身份，而这个称号，堪称其无名一生中的最高赞誉。

　　虽然，钱穆次子钱行后来说起叶龙，所持的是保留态度。他认为今日所见钱穆版的经济史和文学史，当年并未收入钱穆全集的编纂中，而今由叶龙系统整理时，“见钱家人没有提出异议，他也没有和钱家或者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联系的意思，都是有问题的”，但也肯定，“这些书的出版对读者来说亦是一件好事”。

　　对于“钱门传薪人”的美誉，叶龙本人不予置评，他只说自己一生崇拜钱穆，因为崇拜他，而甘愿一生追随他的影子。

　　时间倒回60多年前的1947年，无锡人钱穆彼时名满天下。时局飘摇，他甘于归隐江南大学，希冀“做一点对学术有益的事情”，正打算应上海正中书局之邀，而开始主持一个“野心勃勃”的出版计划——从《四部备要》里挑选100种中国古籍必读书。此时，19岁的绍兴少年叶龙，因练就写书法的一身“童子功”，而进入南京政府谋到一份少尉书记工作。

　　大时代飘摇，小人物叶龙亦只能随波逐流。1949年，中国鼎革，叶龙不愿随迁国民党政府至重庆，而选择与其脱离，后隐身湖南做乡村老师。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开始逮捕“托派”，叶龙因朋友之累而无法回乡，一轮阴差阳错的流离之后，再度回到湖南，在一个酱园白天当学徒，晚上看大门，就这样过了半年。

　　1950年，钱穆蜗居香港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人生正值潦倒。从这一年直至1967年赴台，这16年的旅居香港生涯中，钱穆没有重要著作问世。然而，在其口述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钱穆说这段时间是“余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

　　这16年间，从内地流亡到港的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节衣缩食创办了一所全新的大学——新亚书院，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局，钱穆需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话”。

　　相遇新亚●●●

　　捕捉钱穆的吉光片羽

　　新亚书院创办之际，叶龙不甘在大陆继续“做个小学徒”，他虽懵懂，却执意离乡赴港，考入无需交费的教会学校，也因此而走进了著名的调景岭难民营，干些采矿修路、帮忙种菜的苦活，维持清贫生计。

　　1953年，叶龙从教会学校毕业，从同学处听闻大学者钱穆在香港办了一所旨在重振“亚洲新生”的私立大学，叶龙本着“能见钱穆一面”的初衷，进入这个学校的哲学教育系当工读生，之后又继续在新亚研究院读书，从此与钱穆结下师生缘分。

　　入学时，钱穆亲自接待了叶龙，他第一眼看钱师，“小小的个儿，眉毛长得特别长，好像穿的是一件蓝色长袍，很简单很朴素”。

　　钱穆没有记住叶龙，但叶龙记住了钱穆。新亚初创时条件艰苦，校长钱穆不仅要管理校务，还要亲自任课。在叶龙的记忆中，他选读过钱穆的《中国通史》和《中国经济史》，直至毕业，还修读了钱穆开的《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彼时，就读新亚书院的广东人占大多数，外省人不多，像叶龙这样逃到香港的江浙人更是寥寥。钱穆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让课堂上的学生殊为头疼。广东同学抱怨说，“我们听钱先生的话，一句都不懂啊”，后来听了三五回，渐渐地“懂了一两成”。

　　但是，当时钱穆任教的八门课程，大部分学生囫囵吞枣听完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叶龙不同，他有书法基础，又自学草书，且同为江浙人士，完全能够领会钱穆口音。他发挥“书记员”的看家本事，一字不落地记下课堂笔记。

　　课堂上，钱穆讲课时喜欢来回踱步，走过来，讲一句，再踱过去，又讲一句，语速缓慢，若有所思，而台下的叶龙，记得飞快。钱穆课堂的吉光片羽，就这样得以留存。

　　这些讲稿跟随叶龙多年，“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它们就像是老古董，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是算数本子，叶龙把它们旋转90度，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写下钢笔字，每一页红色和蓝色字迹交错，都有注释和眉批。

　　钱穆曾经还严肃地查阅过叶龙的笔记，一次是亲自查阅，还有两次是助教余英时查阅。叶龙当时得了班里的最高分75分，“之所以扣分，是因为余英时说我只知道记录钱先生笔记，其他参考书看得不够。”

　　手记讲稿●●●

　　破败教室中的精神遗粮

　　从桂林街到沙田，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课程笔记到每次的演讲稿……叶龙一路追随钱穆的步伐，在其身后默默充当“影子”记录员。1967年钱穆赴台湾，叶龙常去拜访。在他香港的家中至今保留着钱穆给他的21封书信。

　　钱穆视力尚可时，叶龙曾先后十多次从课程笔记中摘出百余条寄给他修改，钱穆改正后寄还。1990年钱穆逝世，叶龙把“讲学粹语”刊出，后在大陆出版，更名为《讲学札记》。1991年，他整理出“中国经济史”的笔记，在香港《信报》开辟专栏连载。2013年，叶龙重新誊录、校订、注释的钱穆《中国经济史》讲稿出版。

　　2014年5月，叶龙开始整理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这些笔记是钱穆当年在新亚书院开过的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记录。一次是1955年至1956年，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诗经》讲起，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体系。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宋代以前的文学讲了256页，从宋代到明清小说，才讲了不到80页，分布太不均匀，因此有莫砺锋等学者责其太随意、太初级……

　　叶龙“鸣不平”说，如果把这个讲稿还原到1955年新亚书院那间破败的教室里，还原到讲台下一张张找不到出路的流亡学生的迷茫表情里，大家是不是会重新掂量这本讲稿的价值呢？

　　虽然叶龙当年课堂上记录飞速，能够消化的也实在有限。面对白天要在调景岭搬砖，晚上搭巴士来新亚听课的精疲力尽的青年人，钱穆也实在只能够讲授这样的文学史。

　　“我们进课堂，只可以获得半天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才能再鼓起勇气，来向此无情的生活作抵抗，再挣扎。”叶龙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亚岁月。

　　叶龙当年“选了钱穆当老师，幸福一生。”然而，之于钱穆，叶龙这位弟子，其精神高度究竟是否称得上是知音？还是说不过一名未能“通识传统文化”的晚辈而已？

　　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传之切的国学大师，另一个则是在动荡流徙中被精神拯救的流亡青年，他们半辈子的交集，最终，全都化入了浩瀚的书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