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钱穆的假想敌

　　人家都说他是史学大师，忽略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新京报：时隔六十年以后，你再来整理当年“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记，有没有遇见什么困难？

　　叶龙：对我来说，60年前记好的课堂笔记，两年后还是六十年后拿出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是完全白纸黑字记录在册的。至于整理，更没有困难。我只要当天休息足，不倦，便很容易应对。

　　新京报：钱穆当时为什么会在新亚书院开讲“中国文学史”课程？

　　叶龙：其实钱穆先生很喜欢讲课，不喜欢做行政职务。在新亚书院时，没有人做校长，他只好做了。他总是说，你们不要再叫我国学大师了，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我喜欢看书，简简单单做一个读者。人家都说他是史学大师，只注意他在历史上的成就，忽略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钱师是一个“通人”，曾经自谦说“除了法律不懂，别的都懂一点。”从前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曾经朝迎启明夜伴繁星地苦读过。还和兄弟（钱伟长的父亲）把积蓄凑在一起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经、史、子、集无不精读。与其伴读的侄儿钱伟长曾回忆过钱穆给他讲文学的场景，从《诗经》、《楚辞》、六朝文赋讲到唐宋诗词，从元曲讲到桐城学派、明清小说……可见钱穆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对史学一项的理解，他对中国文学方面，也有硕大的成就。

　　新京报：你能回忆起1955年到1956年，当时钱穆讲授文学史的课堂情境吗？

　　叶龙：一直都记得。他讲书时声音很响，抑扬顿挫，优哉游哉的。每次都会准备二三十张卡片，一张张讲，再一张张翻过去，特别重要的书名或者人名就写在黑板上。比如说他爱建安文学，说曹操虽当时已贵为丞相，文章却仍然像一位普通下民那样去倾吐心声；他评价曹丕和曹植“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已，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等等这些，讲课前他都要做功课的。

　　新京报：可既然钱穆这么喜欢文学，为什么关于文学的著述却这么少呢？

　　叶龙：当时形势逼迫吧，别人让他写《国史大纲》，但他本来不想写。抗战时他呆在西南联大期间，硬着头皮写出来的。关于文学，其实还是有一些书的，比如《中国文学讲演集》，里面有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讲演记录。这本书1983年修订增加到三十篇，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除此之外，钱师还有不少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都散录在《湖上闲思录》、《双溪独语》这些抒发个人思想和感情的书里了。

　　你们都去讲旧文学的坏，好的东西我来讲

　　新京报：陈平原评价这本《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假想敌”，就是新文化运动，那么当时钱穆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态度是什么？

　　叶龙：他很看不起“五四”时期宣传的那些东西，太重视白话文和新文学，主张“打倒孔家店”啊，说从前的旧文学都是垃圾，要丢到茅厕里……他对此非常反感。他总说，中国古典文学里有那么多好东西，怎么能够一棍子把它们全都打死呢？

　　新京报：上世纪50年代，香港受到英国殖民的控制，西方文明滚滚而来，而此时大陆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说当时“旧文学”的情势在香港是很危了。

　　叶龙：“旧文学”大家当时都看不起，钱穆偏偏要去帮它。他觉得不应该对旧文学所有的东西都丢弃，“旧文学”的优点我们要发扬。“五四”时期鲁迅总是说旧文学里有很多坏东西，钱穆就觉得，旧文化里的好东西必须要讲，不然不公平。他说，你们都去讲旧文学的坏，好的东西我来讲。而且他更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并非是有什么理论，而是有新文学帮助，但新文学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学，这种问题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新京报：你说过钱穆是朱子以后最伟大的人，是吗？

　　叶龙：是的，钱先生花了很多时间通读《四部备要》，哪一个人能花那么多时间去读这些书？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这样的人能找出来几个？钱伟长也很感激这个四叔，跟着他学了那么多东西。1958年以来，中国人里，哪一个把经、史、子、集都读通的？

　　而且他也深刻影响了我做学问的方法——他总是教我，要一家一家地看古人之书，比如要细致梳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的300年历史等等。他敦促学生，务必把一本书全都看完以后，再看另一册，不然不得要领。

　　新京报：纵观钱穆生平，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在教书，他是不是重视教学多于著书立说？

　　叶龙：应该说，他还是更重视著书立说，但这是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传给下一代。当时在香港，他就希望我们多念古书，多写文章，多把中国的古典著作带回大陆去，因为钱先生非常希望能够给大陆读者另一个面向的古中国的真相。

　　“入门书”的评价，未必是对钱穆的看轻

　　新京报：学者骆玉明在给这本书作序时，注意到钱穆讲授文学史，除了一以贯之的尊儒思想、要求文学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偏重性灵、追求天人合一的趣味，所谓“落花水面皆文章”，那么你是如何理解钱穆的文学史课上选取作品的标准呢？

　　叶龙：总言之，就是“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人家讲得多的部分，他就简单些，别人省略的他就拿来多讲一些。比如钱师认为汉末建安时，是古今文体的大转变时期，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而且散文也与之前大异，特别是曹氏父子三人，对此贡献很大。别人对于建安文学看得太随便，不太重视，他就特别加重这部分的比重。

　　新京报：学者刘再复对这本讲稿的评价是，“一本活泼的文学史，但是能否作为教材，还要再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龙：能不能作为教材，这个要看那些教育主管喜不喜欢了吧。上世纪50年代，要考香港大学的学生，有两门课程的选拔，（参考书目）一定要读钱穆的书。当时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对钱穆很崇拜，这个人抗战时期呆在山东，被日本人关起来在监狱里坐了几年牢。当时在监狱里，他通过各种途径读到钱穆关于史学的书，非常佩服他。所以当他做了系主任以后，就决定把钱穆的书列为考试教材。现在香港大学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新京报：以你的理解，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和别家的文学史有何不同？

　　叶龙：钱先生当年在开课前，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他说这个话，并不是说别人写得不好，而是说他看了别人出的文学史，不满意。针对别家文学史里没有的东西，他就要讲一讲，人家写错的，他来改正。人家缺少的、他来补充。他的目的，是要把前任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辩证修正，力求完美。

　　新京报：有读者评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大家读文学史的“入门书”，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叶龙：这说明大家觉得钱穆的这本书还是需要看的。至于说“入门书”的讲法，是否有看轻钱穆的嫌疑，我觉得这倒不必多想。钱先生也没有说过自己的书是完美的，他一向主张大家都来批评他的观点，更希望能改正他讲错的东西。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权威。

　　新京报：据书中所言，当时的钱穆在新亚书院开设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是本着“死者的心情”来说“死去的文学”，你希望读者用怎样的心情来读这“死去的文学”呢？

　　叶龙：当年钱师这种心情，是一种“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他是希望“使死者如生”，对新文学看能不能有一份贡献。这种绝望感今天的读者可能不能完全理解吧。我的期待，就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喜欢翻翻这本书，用阅读来发现钱穆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史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看之后是否真的会佩服钱穆，这是个人的自由。如果觉得钱穆的文学史马马虎虎，自己还是更喜欢别家的，那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