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2:社论·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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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搭建叫车平台也是与民争利

2016年06月20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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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论

  部分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叫车平台遇挫,几乎是必然:行政之手直接干预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市场竞争,往往会适得其反。

  据中国之声报道,尽管身份问题仍未解决,但这不影响几大网约车平台之间竞争日趋激烈;而有些叫车平台却天生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个城市上线了地方性叫车平台,其共同点是官方色彩浓厚——政府搭台,出租车企业唱戏;号称不用财政资金,可国资却成为主力军。

  就市场反响来看,多数地方对这些行政主导叫车平台的投入都泥牛入海,难有回声;其中半数已处在停滞状态。含着“官方背景”金汤匙的地方性叫车平台,很多未起势就先衰,引人寻思。

  有些城市推出地方性叫车平台,跟网约车安全事故频发有关系,也旨在对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关系加以梳理调节,其初衷可以理解。但试图以携政策保护伞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加强外部监管的方式解决网约车安全问题,是下错了药方。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作为“守夜人”,职责是维护公平市场环境,划定可为不可为的红线。将市场竞争比作“比赛”,那作为规则制定者的政府就是裁判员,它不能冲上跑道去比赛,更不能抢跑,否则是对市场其他各方最大的不公平。

  有的地方政府对网约车“直接插手”的动力,或许是网约车分流了出租车的市场后份子钱减少,造成了间接“割肉”效果。但份子钱跟其他不合时宜的税费一样,是时候清理了。在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鼓励新经济发展的政策语境下,地方政府也好,国有企业也罢,应当尽快适应不与民争利的新常态。目前决策层持续推进的国企改革,以及之前国务院派出的九大督查组督查民间投资情况,都在努力使国有资本从那些无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市场行业中退出,给民资和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在新经济领域更是如此。

  仔细想来,地方性叫车平台遇挫,其实是行政干预市场的必然。很多地方性约车平台着眼于“本地化”,可其延伸空间很小,这也框住了其发展的想象空间。人们不可能去一个城市就下个当地叫车APP。

  更重要的是,眼下那些纯市场化的网约车平台早就通过砸钱等方式,瓜分了市场份额,攒下了大量用户基数,也培养起用户叫车习惯和品牌依赖度。地方政府或国资再另起灶炉搞网约车平台,或许就如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说的,属于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很有可能会成为“出租车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和国资并不具备互联网基因,在应对新经济发展时缺乏相应的运营经验,一些传统国企转型而来的地方性叫车平台,很难跳出出租车运营的思维框架,也不容易像纯市场化网约车平台那样专注用户体验,强行烧钱投入,只可能导致国资面临流失风险。

  在市场完全能自我调节的情况下,不宜由行政主导之手直接介入市场竞争已白热化的领域。对地方政府而言,也理应戒掉与民争利的冲动,尊重市场规律,自身退回到监管者的本职责任范畴内,为市场竞争提供更公平合理的基础秩序,避免成为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者。

  本质上,地方性叫车平台的遇挫,就是市场给出的回应。这也不啻为现实警示:只有管住左右规则的行政参与市场的手,民间资本才有机会;只有让行政回归裁判员角色,新经济才拥有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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