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基础》 听真事了解真实的南斯拉夫

　　著名的柏林戏剧节（Theatertreffen）来中国了。这个德语国家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年度戏剧盛会，在中国的同行中早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每年6月至7月，包括孟京辉在内的一批国内戏剧导演都会奔赴柏林观剧“取经”。如今，这等好事也来到了家门口，2015“最值得关注”剧作中的三部——《共同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多》加盟国家大剧院第二届国际戏剧季。

　　继6月21日至22日上演《共同基础》后，6月25日至26日，由德国最大的戏剧院——汉堡德意志剧院重新演绎的易卜生戏剧《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7月8日至9日，荒诞派戏剧大师塞缪尔·贝克特的经典代表作《等待戈多》都将以其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

　　柏林戏剧节有何特别

　　所有剧目由剧评人选取

　　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和英国的爱丁堡艺术节，近年因为持续有剧目引进国内，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那么柏林戏剧节有何特别之处呢？与另外两大戏剧节的节目遴选主要采取艺术总监制不同，柏林戏剧节的选剧规则是每年由几位知名剧评人从德国、奥地利、瑞士的54个城市一个演出季中首演的所有新剧中票选而来，并在来年夏天邀请至柏林集中展演。比如2015年的柏林戏剧节，就是7位评委一共看完379部德语新戏后选出的10部最值得关注的剧目。回想前几年的《俄狄浦斯城》《哈姆雷特》《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优质的德国戏剧，冷峻凌厉的舞台风格，对现实的观照都曾引起业内热议。

　　《共同基础》讲述了什么？

　　解体、战争、拜仁输给红星七个人的亲身经历

　　打头阵的是柏林高尔基剧院的《共同基础》。乍看，这个颇为政治化的剧名听上去并不怎么吸引人，戏的主题又是关于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南斯拉夫。连导演耶尔·罗恩都说，来之前十分担心，不知道中国的观众会怎么反应。结果证明，担心是多余的，与在德国演出的观众反应一样，在中国，这部戏也收获了一致的赞誉。

　　《共同基础》由七位演员的亲身故事组成，其中五位都是前南斯拉夫人后裔。故事由一段段蒙太奇式的表演串联，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每位演员的个人记忆。比如1991年，对每个人的意义就截然不同。这一年发生了南斯拉夫解体、海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穿插了欧冠半决赛中拜仁慕尼黑队输给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Nirvana乐队发行了划时代的专辑《Never Mind》，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女孩凡妮莎夜夜泡着迪厅，五个月后战争爆发了。当凝重的大时代与小人物的故事通过诙谐幽默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观众也不再觉得历史与我们遥遥相望，而是转化成为更切身的私人经验。

　　因为排练《共同基础》，剧组一起踏上了一段重返前南斯拉夫的旅程。故事也呈现了这段共同的旅程中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当年集中营看守的女儿与集中营囚犯的女儿相遇，尽管惺惺相惜，但又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位男演员有着混乱的家谱，难以说清楚自己究竟是哪里人，以及为何他和父母被算成塞尔维亚人，妹妹却被算成波斯尼亚人。路上两位司机剐蹭，用塞尔维亚语开骂，在一旁听翻译的德国演员却被这里的文化震惊了。演员们一起去走访一位在战争中惨遭塞族人强奸的女人，剧组里一位身为塞族人的男演员却不由自主地感到抱歉。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一位已经移居柏林的前南演员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远在故乡的家被炸毁形成一段震撼人心的独白，“我每天晚上都去夜店，我的家人被炸了；我盲目赶时髦，我的家人被炸了；我觉得生活无聊死了。我的家人被炸了；我不知道大学该学个什么专业，我的家人被炸了……”

　　当所有这些故事以及故事背后人们的所思所想开放而坦诚地诉说出来，这种诉说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意义。它让那些在战争中饱受创伤的人们的后裔，得以重新审视历史，审视自我。导演耶尔·罗恩说，“这部戏发生在个人层面，是从感情上的和解”。

　　导演解读

　　从亲历故事看战争，才最有发言权

　　新京报：你是如何对前南斯拉夫的这段历史开始感兴趣并想做成戏的？

　　耶尔·罗恩：我多年来在以色列都在做政治戏剧，处理巴以冲突这类主题。这是我第一次在以色列之外从新的视角去看待国家与地区的冲突问题。这个主题也与德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难民问题相似，如何在战争中幸存，逃脱出来并融入新的社会，见到其他来自冲突地区的人。为了创作，我们踏上重返前南斯拉夫的旅程，尽管冲突已经解决了很长时间，但仍有很多不安的因素。

　　前南的问题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太了解，随着我们的了解越加深，反而越不解其中原因。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而应该从个人出发，打开视角去探寻战争的影响，对受害者的影响等。

　　新京报：这次采用了“纪录戏剧”的方式，通过田野调查来搜集创作素材，这是你常用的方法吗？

　　耶尔·罗恩：我有时候采用这种方法，当你不太确定一些问题的线索在哪里时。《共同基础》讨论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问题，而从个人故事出发，因为每个人对他们自身的故事来说，都是最好的专家。

　　新京报：你们的创作方法和德国另一个做纪录戏剧的里米尼剧团Rimini Protokoll有何不同？

　　耶尔·罗恩：里米尼用普通人做演员，我们用专业演员。我们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我们融合了艺术的幻想与现实，还有纪录性，混杂了剧场性体验的同时去触碰这些议题。

　　新京报：德国戏剧似乎总是对现实投以极大的关注，这点与你的风格不谋而合。这是否是你离开家乡以色列到德国发展的原因？

　　耶尔·罗恩：我一开始在特拉维夫学习，后来有一部戏去了欧洲很多地方巡演，包括德国、波兰、奥地利。过去四年，我大部分戏都在欧洲和以色列两边跑。柏林的高尔基剧院邀请我做驻团导演，我就留在了柏林。

　　因为我在以色列也处理这样的政治议题的作品，以色列人对于现实有很多的反映。曾经一度我反而觉得德国戏剧对反映现实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对于艺术形式，以艺术之名，用不同的方式讲一个故事更感兴趣。但现在我觉得，德国对于新的故事和反映现实的需求也是很深的，人们也需要通过戏剧去反映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

　　新京报：在你看来德国的艺术环境如何？

　　耶尔·罗恩：完全的开放，也越来越国际化，戏剧创作可以不断地对传统提出质疑，采用新的语言。对我来说，现在的柏林是很令人兴奋的城市。德国也有很多剧场，会德语的话还有更多选择可以去德语国家工作。欧洲的交流总是非常多，而且很方便地去到各处做艺术的交流。相比以色列来说，我在这里拥有更多的机遇、挑战和可能性。以色列是很小而隔绝的国家。当然，以色列人总是有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说，德国则有更多的可能性，以及非常饥饿的观众。

　　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