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变不了世界，只能改变自己”

　　■ 对话人物

　　郑磊

　　70后，2002年出国留学，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纽约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009年回国，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 对话动机

　　郑磊和硕士研究生合写的一篇论文，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临近刊发，期刊提出，非博士研究生外，硕士研究生不能联合署名。

　　几经沟通未果，郑磊决定：只要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

　　6月15日晚，郑磊将撤稿的决定发在了朋友圈。短短数小时，收到了341个赞。

　　“这么多人点赞，恰恰说明这样的事情太少了，这不是壮举，只是一个老师的默认设置。”他希望能把每一篇合署的论文“作为师生合作的美好回忆”。

　　其实郑磊目前正在评正教授职称，这篇原本要发表在核心A类期刊上的论文具有重要分量。“评职称可以晚几年，但和学生的情谊以及作为导师的原则不能退让。”

　　有过7年国外留学经历的郑磊，至今怀念和导师的亲密关系，“她在各方面给我支持，出钱让我参加会议。”

　　毕业时，郑磊和导师告别，“她说，我怎么对你，你就怎样对你的学生。”

　　谈撤稿

　　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反倒显得反常

　　新京报：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学生参与了多少？

　　郑磊：这是一篇关于开放数据的论文，是我和学生共同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多地出思路、定框架，她做基础文献工作，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沟通，最后我再全面调整、修改。学生是充分参与的。

　　新京报：你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撤稿？

　　郑磊：6月15日晚上，期刊编辑与我沟通，说还有一个要求，硕士生的名字不能出现，至少是博士生才能以合作者的身份署名。

　　署名是原则性问题，我把学生当合作者来看待，不能让步，只能撤稿。我们都期望论文能够早日发表，但是把学生名字拿掉，我良心上过不去。

　　新京报：然后你就发了朋友圈？

　　郑磊：我当时非常难过。我跟学生说，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发表论文。我在引导她走上一条正直的学术之路，我把她带到门口了，结果对方把门打开：对不起，你滚出去，只有老师可以进来。

　　不是因为能力、品行，而是通过出身来判断一个人，这是很不公正的现象。

　　在学生这么年轻的时候，发表第一篇论文就碰见这种事情，她挺不住了怎么办？三观因此颠覆了呢？

　　新京报：你收到了怎样的评论？

　　郑磊：有人将关于此事的一篇文章发到了社交网站，我留意了微博的评论。有人说，这个老师都不说期刊名字，肯定是编的故事；有人说，老师怎么可能为了论文篇数放弃刊发，假的。

　　我哭笑不得。不正常的事多了，正常的事情反倒显得反常了。有人做了基本的、正确的事情，却没有人相信，这个社会病到什么程度了？

　　新京报：学界同行怎么评价？

　　郑磊：我完全没有想过同行的看法，我认为这样做是老师的一个“默认设置”。

　　我看到好多老师点赞，不会有老师站出来反对的，但是我可以说，有一些老师是沉默的。而沉默是有含义的。

　　现在，这件事情引起很大讨论，它的社会价值已经超越论文本身，坏事变好事。

　　谈期刊署名

　　不看母鸡是谁，而是看鸡蛋好不好

　　新京报：这家期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郑磊：在沟通中，我了解到，他们是为了杜绝人情稿，才坚决不让博士学历以下的学生署名。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这样一刀切会抑制学生的学术积极性。

　　其实还有一种原因，期刊等级与发表论文的作者相关，一大堆院士才觉得很高级。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期刊，也就逼得期刊不得不这样面对作者。

　　但这样怎么鼓励学术创新？这会扼杀天才。

　　6月20日上午，期刊跟我说，他们也在讨论有没有一种办法，既可以杜绝人情稿，又能避免误伤年轻的学生。

　　新京报：据你了解，有很多“人情稿”吗？

　　郑磊：哪个圈子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少部分老师让学生写论文，老师拿来署上名字，或者学生名字都不出现。

　　一个人的修养取决于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的态度。学生处于弱势，你更要尊重他；把他的论文拿过来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欺压。有没有良心呢？我觉得比较遗憾。

　　新京报：你在国外留学，国外期刊有这样的要求吗？

　　郑磊：这种要求是国内特有的。

　　国外是匿名评审制，作者将稿件投给某个核心期刊，期刊编辑进行初步判断后，隐匿作者姓名，分别发送给3到5名业内专家。专家不知道文章作者，作者也不知道参评的是哪几位专家。

　　它是一种比较理性、干净的沟通。不以出身决定论文质量，不看母鸡是谁，而是看鸡蛋好不好。

　　新京报：你觉得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郑磊：学术文化的差异造成了学术道德的问题。

　　可能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差的文化，老师认为学生地位低，这样是应该的。而欧美地区相对平等一些，是合作的关系。

　　这点上，我坚持对的事情：平等，尊重。无论他是什么地位，根据贡献大小决定署名。

　　谈师生关系

　　师生不是雇佣关系 老师要回归本质

　　新京报：在论文署名方面，你的导师是怎么处理的？

　　郑磊：我和导师是正常的合作关系。

　　读博士期间，有篇课程论文是我独立写的，导师给了一些修改建议。按照中国人尊重老师的传统，我请老师做第二作者。导师说，我只是给你建议，这是你的文章，我不能沾你的光。

　　我发表了很多国际会议的论文，她出钱让我去参加这些会议。

　　类似这样的事情，对我是很好的言传身教。等我当了老师，我也要这样对学生。我是理想主义者，我相信这些。

　　新京报：你做老师这几年，做到了吗？

　　郑磊：如果是好的学术会议，我会出钱把学生们带上。有一次会议，我带了4个学生，但别的老师都没带学生，我们显得太扎眼了，后来改成轮流带。

　　我跟学生说，你要发了国际论文，我也资助你出国。

　　学生参与实验室的课题，哪怕是本科生，只要正常参与课题工作，每个月都根据贡献有一定金额的补助，跟在外面实习的补贴一样。

　　新京报：前段时间，华东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死于导师违规开办的工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郑磊：这是个极端案例。

　　这种情况扭曲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现在大学里普遍把导师称为老板，我的学生也叫我老板。老师怎么能成老板呢？老师要回归本质：是学生的引领者，要引领学生往好的方向走。

　　新京报：在你看来，国内外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差异在哪里？

　　郑磊：我觉得还是平等和尊重。

　　在国内，老师对学生好一点，学生会觉得是一种恩赐。这种恩赐的假设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平等的。国内有一些老师习惯批评：你跟我不一样，我就批评你。

　　在美国，我更多地感受到学术上的平等。我可以指出老师哪里没有想周全，她反而会很重视这种差异化和多元化；我要是说I agree（我同意），她可能会有点失望。

　　我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思考，培养他独立研究、独立分析能力。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这样的状况？

　　郑磊：这要从整个体系和学术环境来反思，既要有自律也要有他律。

　　老师对自己要有良心上的约束；其次，整个制度、体系有问题。比如我说到的期刊标准问题：如果说发表学生的论文就不是好期刊，那不是把期刊“逼良为娼”吗？这不是一家或几家期刊的问题，是整个学术界的问题。

　　所以我说，我改变不了世界，只能改变自己。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唐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