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 在禁锢中，思虑一个世纪

　　“我们的会面安排在上午11点，通常我会在咖啡馆里花个10分钟左右来整理有关当天话题的思路，并做一些笔记。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这位饱受冰冷之苦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尼·朱特。2008年，他被查出患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又称渐冻人症）。耳顺之年，身体机能开始以退行的方式禁锢他，但这个不被时代驯化的思考者，依然未禁锢他的思考。他与东欧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对话、思考，以此与病魔抗争，与身体和解，直至去世。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朱特，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闻名于世,其著作《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同时，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谈知识分子的“介入”和道德责任，更以公共写作理性地践行着这种“介入”，使体面的智识生活、温和的而有成效的真理观得以可能。

　　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有何种道义责任？又该如何承担甚或超越这种责任的重负？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每一个人要建设怎样的社会，又要如何建设这种社会？这些问题从来不轻盈。无论在朱特所谓不负责任的20世纪，还是在中国的当下，提出、回应、讨论它们或就此论战，都需要直面这个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并以理解力和勇气思虑智识生活。

　　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在当代显得越发“苛刻”，苛刻到不放过逝者，不饶过任何一个特殊时代。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一个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困境中绕路走。今天，人们对知识分子和每一位公民道义责任的思考或许尚无某种共识，但这种思考却在日渐明朗。而身处冰冷之苦中的朱特，在这条探索道路上给下一代人留下了太多温厚的礼物。

　　他是一个批判者，但不冰冷。对整个世界心存希望的人，都能从他的思虑中找到理性的光芒。

　　新京报记者 孔雪

　　详见B02-B05版